孙大骆 抗日战争历次失败战役的真相及其原因 cdhyy cdhyy 佚名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十一月十二日在中国的上海，中日两国共动员了100万军队，（日本方面为30万人、飞机400架、大炮300余门、战车近400辆、军舰近40艘。我军方面为70余万人、飞机100架、大炮近100门、战车几十辆、军舰几艘）双方进行了一场空前惨烈的生死搏斗。为了保卫祖国的领土，为了捍卫民族的尊严，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顽强抗击日军达三个月之久，致使日军伤亡四万余人。战役后期，由于日军在杭州湾突然登陆打击中国军队的后背，致使中国军队集体溃退从而输掉了这次会战。同时，我军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伤亡10万人以上。本文兹在探讨和总结当年我军在此战役中失利和失误的各种原因。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两国在我国华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从此，中日两国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战争对抗。 从历史上看，日本政府在一九三七年用武力侵略我国是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就推行其扩张政策的一个必然结果，而我国政府和广大民众及各个党派团体团结一致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屈不挠反抗外族入侵的一个光辉传统的发扬和光大。 一九三七年七月到八月间，正当华北大地硝烟滚滚的时候，在中国华中重地──上海，也孕育着一场更大规模的生死搏斗。六年前，即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中日两国在上海曾经发生一场较大规模的战斗。日军在上海挑起事端，遭到我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奋勇还击。全国及上海广大民众踊跃支援我军的正义行动。日军受到我军的有力打击而不能前进一步。不得已，日军从黄浦江岸对我军的左翼做突然的登陆打击，我军便面临着危险之中。万不得已，我第十九军从上海撤退。 出于各种原因，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委屈求全地与日本政府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这个不平等的协定规定，日本政府可以在上海派驻一定数量的海军舰只和一部份的海军陆战队，而中国政府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不得派驻军队，只能由中国的保安团队和警察来此地维持地方秩序。 “一·二八”战役结束之后，国民党统帅部和蒋介石就预见到了中日不免一战。为了在未来的战争期间保卫大上海和首都南京，我统帅部在其未来的作战计划上就规定了当中日战争爆发之初，我军要以优势的兵力一举攻击上海，扫荡和消灭驻扎在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以防止日军利用这个桥头堡进行大规模的登陆，攻击我华东地区和我首都南京。 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我国政府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在上海到南京之间和上海到杭州之间构筑了大量的国防工事。其中最主要的有吴福线（苏州－福州）和锡澄线（无锡－澄江），在南京附近也构筑了两道防御工事。 在一九三六年，我统帅部还任命张治中将军为京沪警备司令，秘密主持制定未来中日战争初期的进攻上海日军据点的计划。张治中当时是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教育长，他是秘密主持这个新组建司令部的工作。在他主持制定的未来作战计划中，规定在战争刚开始时，就以优势兵力突进到上海，一举扫荡和消灭日军的据点，以防止日军利用这个桥头堡进行大规模的登陆。为此，张治中在一九三六年，就将中央军的精锐部队第36师宋希濂部、第87师王敬久部和第88师孙元良部以及炮兵笫8团和炮兵第10团秘密布防在苏福线和锡澄线附近。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张治中立即从青岛疗养地返回苏州，命令所属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同时，他请示蒋介石将第二师补充旅一团的官兵化装为上海保安团队派驻到上海的虹桥和龙华飞机场加强警戒，蒋介石同意了这个方案。当何应钦知道了这件事后，拍着张治中的肩膀说：“老兄，你这个举动可是要出大事啊！” 几天之后，何应钦的担心得到验证。 八月九日，日军海军中尉大山勇夫骑摩托车欲闯进上海虹桥机场，（日军似乎已知道了中国军队化装为保安队进驻上海）被化装的保安队士兵开枪打死。第二天，中日双方就此事开始了交涉和谈判。日方代表以此借口要求我军化装的部队撤出上海并拆除上海市区的防御工事，我军予以拒绝。 八月十一日，日军海军第三舰队驶集黄浦江及长江下游各港口，日军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四千余人）也进入了戒备状态，上海的形势突然紧张起来。 八月十一日下午九时，张治中在接到南京统帅部下达的进攻命令后便将早已集结好的我军第87师、第88师和炮兵第8团，第10团连夜推进到上海市区和黄浦江一线。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大规模的淞沪战役打响了！ 八月十四日，我军向日军据点虹口和杨树浦等地进行猛烈攻击。（中途又遵照统帅部的命令中止了两次进攻）张治中决心在日军援军登陆之前拔除日军的各个据点。我军官兵士气高涨，冒着日军密集的炮火攻击前进。日军在道路上设置了坚固的障碍和坦克火力点，致使我军遭受了很大的伤亡，我军官兵不怕牺牲，仍然勇猛攻击，先后攻占了日军的多处外围据点。八月二十日，我军一度攻占了汇山码头和杨树浦租界。但是，由于日军的据点全系钢筋水泥的楼房，坚固异常，我军缺乏攻坚的重武器，日军又以及其密集的火力阻拦扫射我军，加上黄浦江面的日军兵舰以猛烈的炮火轰击我攻击部队，不得已，我军只好从汇山码头和杨树浦租界退了下来。 尽管我军没能达到预期目地，但是我军官兵的勇敢无畏的战斗精神足以让日军胆颤心惊了。请看第36师宋希濂师长的回忆： 半夜12时，攻击开始。第一营由兆丰路向汇山码头攻击前进，途中必须冲破唐山路和东熙华德路的日军防御工事。敌军躲在四五层高的楼顶上，居高临下，对我军进行俯射，阻止我军前进。相持了一个多小时，胡家骥团长下令：“不顾一切牺牲，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于是我军官兵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进行逐层争夺战。由于我军官兵视死如归，凭着英勇无畏的气概，一举冲过唐山路。胡团长身先士卒，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带领部队继续冲击。他的两个卫士，一个叫胡正林的光荣牺牲，一个叫喻感东的身上中了两弹，他自己也五处负轻伤，仍坚持不下火线，继续指挥战斗。因此又连续冲过了东熙华德、百老汇路，直逼汇山码头。残余的日军支持不住，争相逃窜到外滩外白渡桥，向桥南英军投降。我军乘胜追击。但抵达汇山码头的部队，无法摧毁坚固的铁栅门，进攻受阻。胡团长首先爬上铁门，士兵相继跟进。然而由于遭到侧面日军的猛烈炮击，我军官兵许多人壮烈殉国。仅汇山码头一战、我师伤亡570余人。敌军除一部份向英军投降外，死伤也不下400余人。 八月二十三日，情况发生了变化。我统帅部一直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日军第11师团在30多艘军舰的炮火掩护下，从我军左翼的狮子林和川沙口登陆，向宝山、月浦和罗店的我军阵地进行猛烈的攻击，我军只好抽调了刚刚赶到的第11师和第98师与该地的日军作激烈的争夺战，与此同时，日军第5师团从吴淞铁路码头处登陆。晚上，日军攻击蕴藻浜，被我军击退。 从此，形势发生了变化，日军从被动挨打变成了从多处对我军进行猛烈攻击，而我军则从主动攻击变成了被动地阻止和堵防多处日军的登陆后的进攻。日军的兵力愈调愈多，共登陆20余万增援部队，并携带大量的重炮和坦克装甲车，并还有几百架飞机的大力支援和几十艘军舰上重炮的火力掩护。我军呢，虽然先后抽调了70多个师、共70余万人的部队（几占全国军队的一半）但是我军装备落后，飞机、坦克、重炮少得可怜。因此，从现代化战争的角度来讲，我军处于劣势之中，甚至可以说，处于明显的劣势。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在战略策划和战术指挥方面稍有不慎，便会出现不堪设想的局面。 遗憾的是，后来的我军正是在这方面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并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八月二十三日到九月十一日，我军在罗店、月浦、宝山、吴淞等地同登陆的日军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陈诚担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指挥罗卓英的第18军、胡宗南的第1军和刘和鼎的第39军在我军的左翼罗店－月浦－宝山－吴淞一带作战。张治中担任第9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指挥正面即上海一线的作战。张发奎担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指挥几个师在浦东一线防御日军登陆。 这期间，双方在罗店展开了激烈而残酷的拉据战。罗卓英指挥第11师、第14师、第67师、第98师从罗店的东西两侧夹击日军，企图将日军赶下黄浦江。而日军火力炽烈，重炮凶猛，并在飞机和海军重炮的支援下攻击罗店，志在必得。双方你来我往，反复多次，战斗极为残酷，场面极为悲壮。请看国民党第18军第11师营长林映东的回忆： 罗店为通宝山、上海、嘉定、松江口几条公路的枢纽，极为重要。我师对此改变了部署，以第65团和第66团进攻罗店，第62团协同测河附近的第67师进攻月浦。师长彭善亲临指挥，以劣势装备攻击武器精良的敌人，官兵激于爱国热忱，同仇敌忾，士气极高，勇敢非常，与敌殊死搏斗。我师伤亡很重，全师阵亡营长四人。团长李维藩为国捐躯。敌人在发动攻势之前，总在天蒙蒙亮的时候，以飞机对我阵地狂轰滥炸一阵，再升起气球，指示海军和陆地炮兵第二次炮击，然后步兵才在坦克掩护下向我阵地进攻。我军制胜的法宝则是利用夜间控断公路，埋设地雷和集捆手榴弹，设置多种障碍物，纵深配备，埋伏两侧，不断袭击其哨兵，待其战车上来，使之陷入深坑然后与其车后跟进的步兵拼刺刀、拼手榴弹、拼肉搏。这种歼敌战法，屡试屡效。罗店、月浦、浏河以南的敌人，想达到预定的目的，经常出动相当兵力攻击我阵地，统被击退，形成拉据战。有一次，敌人出动很大兵力，攻击我师正面，在海空军掩护下，来势很凶。我则利用不露头的交通壕隐蔽待敌近时，与之肉搏。敌步步进迫，与我军扭打成一团，敌我不分、尸满战壕。倾刻之间，我师八次补充连排长，有的连仅存官兵10余人，但仍坚守，阵地屹然不动。这一战，我团消灭敌人致少有两连，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其它各团和友军收获也大，使敌人不得不承认这一线的中国部队是中国特强的部队。我师战斗三个多月，四次补充兵员，伤亡营长18人，连排长大部，士兵不计其数。 罗卓英指挥的四个师在罗店一直坚持到十一月的最后撤退。部队在防守期间补充四、五次，伤亡之大，可想而知。用黄维师长的话来形容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啊！ 除了我军在罗店激战之外，胡宗南的第1军的两个师在扬行、蕴藻浜和红家桥一带与日军展开了激战。日军的炮火凶猛异常、步兵反复冲击我阵地，我官兵不怕牺牲，誓与日军决一死战，几乎每个阵地都经过反复的争夺，日军付出很大的伤亡也未能取得进展。但是由于我防地狭小，又无坚固的工事，特别是黄浦江日军兵舰的炮火对我军的威胁太大，几天的战斗下来，我军的伤亡也很大，两个旅长负伤，两个团长阵亡，营以下军官和士兵伤亡高达80％，而军长胡宗南却从不向上级诉苦。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知道后通知胡宗南将部队撤下来，胡宗南这才告诉顾祝同：“再不换防，明天我也要拿枪上火线顶缺了。” 我第98师在月浦和宝山一带与日军的激战也悲壮甚烈，第1营姚子青营长率部死守宝山县城，全营500人壮烈殉国。在月浦防守战中，我官兵顽强无畏，利用简单的工事杀伤敌人，使敌人始终不能前进。但因敌人15厘米榴弹炮火太盛，我们工事不能抵挡敌人的重炮。全师官兵伤亡达4960人，阵亡团长一人，阵亡连排长200余人，部队经过了三四次补充，后方补充的官兵随时补入前线，拿起武器，立即上火线，有的人负伤住院后还不知道自己部队的番号。尽管如此，官兵们仍然没有擅自后退的，誓死与阵地共存亡。 九月十日，日军主力在飞机重炮的支援下向吴淞方面猛烈攻击，我第15集团军右翼阵地被敌人突破，我军退到月浦、扬行新阵地，因此我第9集团军的左侧背受敌人威胁。九月十一日上午，敌人向蕴藻浜南岸阵地猛攻，我军拼死抵抗没能抵挡住日军的进攻，我军被迫退到河西岸固守。下午，我第三战区长官部发布转移和调整战线的命令。我第9集团军转移到了北站、江湾、庙行、蕴藻浜右岸一线占领预筑阵地，我第15集团军转移到罗店以南，施相公庙、浏河之线的预筑阵地。 从此，我军官兵转入了防御的态势，战场的主动权无可奈何的落到了日军手里。 几十年之后，当年参战的我军官兵对于战争初期我军以优势兵力也仍然没能攻占和消灭日军的几个据点进行了反思和总结，综合起来，原因有以下几点：一、进攻的时间一拖再拖，以致让日军有时间进行布防；二、日军的据点是钢筋水泥的楼房，坚固异常，我军又缺少平射炮，而后来的野炮发明为平射又未出现；三、步、坦不知协同，结果进攻的坦克全被日军的火力消灭；四、日军兵舰的炮火猛烈，阻碍了我军的进攻；五、我军在战术进攻方面和步兵攻坚方面缺乏研究和训练。 以上的各点，无疑是对的。 但是，今天来看，我军当初既使攻占和消灭日军的据点，清除了上海的全部日军海军陆战队，日军的增援部队在有力的海空军的配合下仍然会轻易地在沿江沿海登陆的，日军绝不会白白丢掉四千多人而不报复的。而我军空军力量弱小，海军力量近乎于零，要想阻止日军的登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时我军没能消火日军的据点是一件无关宏旨的事情了。而几十年之后，张治中先生在回忆录中为因统帅部延误战机而没能拔除日军的据点而再三扼腕长叹也是大可不必的事情了。 在这里，有必要谈谈张治中先生。 在战役的头一个月中，张治中实际上是整个战场的总指挥，统率近十万大军。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才能，而且在几十年之后他仍然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为在战役期间受到蒋介石的训斥而感到大受委屈。 其实，蒋介石的训斥是很有些道理的。因为在八月二十三日之后的日子里，由于日军的增援部队登陆使得淞沪战场的形势变得复杂起来。日军仗着优势的炮火对我军各处阵地进行反复的攻击，我军各前沿阵地均出现危险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总指挥张治中不是稳坐在指挥部里审时度势，纵揽全局般地指挥全局，而却常常脱离指挥部跑到某个前沿阵地去督促某个部队作战事宜。其结果是不仅前线的各部队长找不到他，连统帅部和蒋介石也常常找不到他。在这种大兵团作战的情况下，总指挥张治中的这种指挥方式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当时我军的通讯线路常常中断，上下级联络不上，这时候，张治中更应该守在指挥部中密切注意各方的动向，想方设法与前线取得联系（还有通讯员呢）这一点，恰恰是现代战争中一个高级指挥官所具备的素质之一。苏联卫国战争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中，总指挥伏罗希洛夫也常常地跑到前线去督战部队，结果愈打愈糟。斯大林果断地撤掉伏罗希洛夫换上朱可夫，局面方有了好转。 那么，张治中为何这么做呢？ 今天来看，张治中在当时是以一种传统的、落后的、过时的指挥方式来对待这场现代化大兵团般战役的。面对拥有现代化的海陆空武器和现代作战方式的世界最优良的军队，张治中却仍然以往常指挥国内战争的传统方式（如北伐战争和中原大战的战争）来指挥我军与日军作战，其结果可想而知了。 今天来看，张治中在那场战役中实际上只是起了一个战地督战官的作用。不客气地讲，充其量张治中只能做个师长级的指挥官。 有意思的却是，张治中在当时还担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的职务，负责培养各级军官的工作。从张治中的这种情况来看，当时国民党军队，从高级指挥官到下级连排长，甚至包括统帅部，都存在着这种传统的落后的非现代的战争观念。 其实，今天的我们也不应该苛求于张治中。在淞沪战役爆发时，我国的军队武器装备落后，飞机、大炮和坦克少得可怜，军队的构成只是单一的步兵兵种，这种结构的军队如何能发展出现代战争的观念呢？ 所以，在一九三七年，我军只能以落后的作战方式和落后的武器去对抗现代化的日军。 可是，我不禁要反驳自己：做为当时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教育长，难道在大战前夕就没有兴趣来关心和研究一下别国军队（尤其是敌国日本军队）最新的战略战术和立体战法吗？ 要知道，当时，欧洲各国军队已经接受和推行了以飞机和坦克为主体的现代战争新观念了。 除了张治中，别的人又如何呢？比如自崇禧、程潜、陈诚、李宗仁等等，甚至包括蒋介石，这些统帅部的核心人物有没有关心和研究别国军队的最新战法呢？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蒋介石训斥了张治中之后，张治中怀着十肚子委屈而辞去了第9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从此不再带兵。十二年之后，作为国共和平谈判首席代表的张治中脱离了国民党阵营而加入到共产党的阵营并时常参与中共政府的某些微不足道的工作。张治中也时常接触毛泽东，并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般小事而絮絮叨叨地向毛泽东提一些意见。至于毛泽东采纳与否，就不得而知了。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十一月四日，是我军在淞沪战场的防御阶段。在这个阶段初期，我军的防御地域为北站－江湾－庙行－罗店以南－施相公庙－浏河一线。九月二十一日，我统帅部指示第三战区对淞沪战场做调整部署，整个战场分右翼、中央、左翼三个作战军。张发奎为右翼军总司令，指挥第8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朱绍良为中央军总司令，指挥第9集团军，陈诚为左翼军总司令，指挥第15集团军和第19集团军。其中右翼军主要负责浦东和杭州湾一线的沿海防御；中央军负责对上海方面的作战；左翼负责浏河－罗店－大场一线的防御。 整个十月间，双方作战重点均在我军左翼军方向。 日军的作战企图为，以三个师团向大场镇攻击，第11师团进入杨泾一线，掩护其侧面；以第13师团作为第二线，等主力攻击大场镇后进入苏洲河一线向南推进以对上海北面的中国军队予以包围，继而攻击南翔。 到十月初，日军的增援部队以从我军左翼陆续登陆，共计有20万人以上。 我方也陆续增兵，平均一天到达一个师，共计有七十多个师，约70余万人参加了战役，加上战役期间补充人数，共约100余万人。占全国兵力的一半左右。其中蒋介石中央军的王牌部队罗卓英的第18军、胡宗南的第1军均放在了战斗最激烈的我军左翼方向。 九月二十八日，日军向我军阵地发起第四次总攻。 九月三十日，我军左翼施相公庙正面的敌人使用了第11师团主力和台湾派遣军一个联队对我军第51师阵地发动了较大的进攻。敌人先用飞机大炮对我阵地反复轰炸了数个小时，黄昏后，开始强大的步兵进攻。主要突击方向在公路两侧。我第306团邱维达团长指挥战士们沉着冷静，等敌人步兵进到有效射程时，邱团长一声令下，我步、炮兵一齐开火，阵地立刻变成一片火海，敌人大都葬身火海之中，战斗持续到天亮，消灭了许多敌人，我军伤亡也不小。 在同一天，我第51师侧翼的第77师防守的万桥、严宅被敌人突破。敌人接着又突破我陆桥、刘家行阵地，我第57师派部队反攻，一度夺回陆桥，后又被日军反攻夺回。我军被迫向蕴藻浜南岸的陈桥、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之线转移。 十月二日拂晓，日军第9师团在飞机和战车支援下，攻击我军在蕴藻浜陈家行到唐桥站间的阵地，我第8军接替第87师阵地与日军主力相遇，经过两天激战，双方损失都严重。敌人第3师团方从后面增援上来，攻击我第8军税警总团的左翼部队，致使我税警总团阵地突出，三面受敌、损失很大。但是我官兵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必死决心与日军拼死战斗，展开残酷的肉搏战，我防守严家宅的官兵全部牺牲。十月四日，日军又以飞机、大炮、坦克开路向我军发起三面攻击，激战到十九时，肉搏数次，我军伤亡惨重，难以支持，上级遂命令第8军撤回到右岸主阵地继续固守。 十月七日，日军第3师团和第9师团向蕴藻浜北岸我第8师陶峙岳部防守的黑大、黄定、以及胡宗南第1军防守的亦房等地开始强渡对我军进行攻击。我军英勇抗击，激战数日，互有伤亡。打到十月十一日，该方向的敌人又继续猛攻。并集中兵力和火力企图突破我军的大场阵地。大场阵地十分重要，一旦被敌人突破，我第9集团军将被切断退路，浦东的我军也要受到威胁。有鉴于此，我军防守大场的部队第15师、第36师、第26师和税警总团第一旅的官兵拼死抗击，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杀得昏天黑地、日月无光。双方反复争夺大场和蕴藻浜附近的阵地，互不退让。由于日军拥有强大的海空力量，我第一线的税警总团兵力逐渐消耗，中下级军官伤亡很大，阵地显现危险状态。蕴藻浜河防于十月十六日被日军突破，税警总团奉命撤到大场附近休整。税警总团第4团上校团长孙立人在战斗中表现突出，被晋升为第二支队少将司令官。八年之后，孙立人担任国民党王牌军新1军军长。 我第36师部队接替了税警总团的防御阵地与日军继续展开激烈殊死的搏斗。第36师防守阵地不到二公里，虽然阵地坚固，可是前后重迭密集，在敌人炮火轰击中增加了伤亡。上海附近地下水位高，挖不到一米深，水就大量涌出，官兵们只好站在泥水之中与敌作战。许多老兵不愿呆在满是泥水的战壕中，便趴在战壕外面因此而遭到不必要的伤亡。由于日军炮火猛烈，我军部队白天不能升火做饭，常常在晚上才能吃上一顿饭。伤兵也只能在夜里逐渐地转送下去，伤兵因此而被耽误了伤情。后方补充的新兵也只能在夜间补到阵地，许多新兵连部队的番号都不知道就牺牲了，更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 第36师在整个战役中，共补充四次，战役结束后，全师共伤亡官兵一万二千多人。 十月二十日左右，我第36师因消耗太大，奉命撤到后方休整，我第19师接替了第36师的防务。第19师装备落后，每连只有轻机枪六挺，重机枪为汉阳兵工厂造的老式三十节式，步枪则五花八门，其中一半为国产造的老式步枪。常常发生故障。但是全体官兵斗志昂扬，抱着必死的决心与敌人拼手榴弹、拼刺刀。战斗几天之后，中下级军官伤亡很大。而敌人的进攻却更加猛烈。一天之内反复冲锋一二十次。第19师伤亡过半，有的连队仅存20余人，但是阵地仍然没有被敌人突破。可见我军官兵的斗志是如何的顽强与坚韧。 十月中旬之后的一天，第19师55旅113团郭家牌宅阵地被日军炮火摧毁。阵地失陷。团长秦庆武收集残破部队连夜夺回阵地，所剩官兵不足二个排。次日拂晓后，我守军与优势日军反复厮杀，秦团长及全体官兵壮烈牺牲。 十月十七日，我第43军第26师从贵阳匆匆赶到，立即开到大场第一线，与日军展开血战。 第26师装备简陋，一个连只有三挺轻机枪、五十多支汉阳造步枪残破不全。有的没有来复线，有的枪机用麻绳拴着，以防丢掉。但是全体官兵爱国心切，誓于日军拼死一战，与优势日军拼搏厮杀，浴血苦战。战场上到处是尸体、树枝上挂满了残胳膊断腿。一个连长说：“我身经百战，没见过这样激烈残酷的战斗”。许多战士们握手榴弹与日军坦克同归于尽。一位姓何的营长用大刀砍杀日军后壮烈牺牲。 这场战斗，第26师损失巨大，四个团长中阵亡二个、十四个营长伤亡十三个、连排长伤亡240余名、全师5000人，换防后，连炊事兵、后勤兵在内，只剩600人。战役之后，这个地方三流师被上级评列战绩时被名列为第五名优良部队。 十月二十五日，日军突破真太公路，二十六日攻陷大场，我守军第18师朱耀华师长自杀殉国。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军自杀牺牲的第一位师长职军官。这种与阵地共存亡的大无畏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崇敬！ 在我左翼军与日军激战的同时，我中央军与与日军展开了惨烈的厮杀。 十月中旬，中央军所辖的第17军团胡宗南部在昆山作整补之后又调到了蕴藻浜、陈行、大场一线同日军开始了第三次作战。这次战斗比头二次战斗更激烈、更残酷。团长伤亡二人、营连长仅存几个人，全军伤亡高达80％以上。第17军团第1军的营长贾亦斌几十年后回忆说： 我们在这个阵地坚守了20多天，与日军展开阵地战。上海的地下水位很高，挖不多深就冒出水来，上海人民给我们送来了许多有钢板面的木板子，派上了大用场。见到我们在阵地上无法烧饭，又送来许多饼干等食物，使我们深受感动。那些日子，白天日军放出汽球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成了日军海陆空军的活靶子，天上飞机轰炸，水上黄浦江面的军舰乱轰，陆上的步炮兵也不断地发起强大的攻势，每天我营都有许多官兵牺牲在阵地上，连尸体也运不下来。白天难以活动，我就晚上带着官兵爬进战壕，搬开官兵的尸体，腾出地方连夜抢修战壕，以便第二天继续与日军对抗。我对官兵们说：“弟兄们，要趁着夜晚，赶快挖好战壕。我们胜利了，这就是我们民族复兴地，如果我们牺牲了，也就是为自己准备好坟墓”。大家都抱有必死的决心。 尽管我们同日军相距仅几十米，日军却一直无法突破我们的阵地，就着我们挖战壕，不断接近我们阵地。我们就用绑腿带子把手榴弹捆成一束一束向日军战壕投去，阻止了日军的进攻。20多天下来，我营原来400多人只剩下100多人了。 胡宗南第17军团第1军第78师营长严映皋几十年后是这样回忆的： 第二天上午，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向我塘西宅、塘北宅、北赵家角等地进攻。被我军击退。下午又来进攻，炮火更加猛烈，我军伤亡很大，第一营营长周发进阵亡，塘西宅被敌占领。我派第五连前去增援，不到十分钟全体阵亡，北赵家角也陷入敌手，致使塘北宅三面受敌。防守该地的第三营顶住了敌人的连续进攻，但活着的已没几个人了。团部命第二营去接第三营防务，在第二营未到达防地之前，有四五十名日军，手持太阳旗大模大样地向工事一片废墟的塘北宅前进，这时我工事内只剩下一个山西兵，他毫不退缩，瞄准敌人连打五枪，敌人一时摸不清虚实，退回去了，等我营赶到，日军已退走了。后来这个士兵也在战斗中牺牲了。 上海是河网地带，海拔低，挖一公尺的战壕就有半公尺的水，士兵身手上沾满泥土，连枪机都打不开，敌人是飞机大炮，我军全靠大刀、手榴弹，部队就吃亏挨打。 那些天中，敌人还是以大量大炮轰击我交通线，妄图使我伤员下不去，给养、弹药和增援部队上不来。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各人民团体和大、中学生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冒着敌人的炮火，奋不顾身地进行支前工作。他们不仅捐募了大量物资，还收容医治了许多伤员。在战火中，许多青年学生光荣地为国捐躯。后来，翁照垣的广西部队来接替我们的防务，我团开到黄渡整补。 严映皋营长领着残部撤到后方整补去了，他在几十年之后才知道，接替他们阵地的广西部队，只打了三天，部队就打光了。 在防御阶段，我前线平均隔四、五天就要轮换一个部队。一个师上去，四、五天就打光了，剩下的只是一些后勤人员，后方医院中，每天接收伤员四、五千人，还有许多伤员躺在战场上运不下来，拖了几天就牺牲了。我军伤亡之大，是今天挤坐在上海外滩长椅上的四、五对红男绿女们所想像不出来的。（你没看阿拉正忙活着么，哪有时间去想那些八百年前的事！） 另外，在防御期间，我军还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局部进攻。 十月下旬，桂系的第7军、第31军的六个师到达淞沪战场，编为第21集团军，廖磊为总司令。这支部队是李宗仁和白崇禧集团的嫡系部队，装备较好，在国内战争中属于能打善战的军队。因此，白崇禧便极力主张利用这支部队在淞沪战场上来一次大规模的反攻，趁机向国内外表现一下桂系军队与众不同的战斗力。白崇禧亲自到前线指挥这次反攻。蒋介石呢，因为国际联盟就要开会以讨论日军侵略中国的问题，便也想在这个时候打个胜仗，以令国际社会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于是，这场六个师参加的反攻计划就匆匆地敲定下来。 遗憾的是，由于我军在反攻之前未能细致地侦察好日军的火力点，又未能集中兵力攻其一点，也没有控制好预备队，只是让进攻的部队一线平推。再加进攻的那天拂晓，我军施放的烟雾挡住了我军炮兵的视线，导致这次进攻在无有力的炮火支援下匆匆地开始了。 当桂军反攻部队的官兵们端起刺刀，挺直身体，勇敢地冲向日军阵地时，日军早已准备好的火炮、机枪火力和坦克火力一齐射向蜂拥而上的我军官兵，退路又被炮火切断，官兵们只得握紧刺刀冲向前方喷着火舌的各种火力点。结果大多数官兵中弹身亡，极少数幸存的官兵趴在地上等到夜间才爬回友军的阵地，被友军收容。 一天之内，兵强马壮的六个师只剩下几副破架子。白崇禧为此几天没吃好饭，睡好觉。要知道，这是他和李宗仁苦心经营多年的老本钱哪！ 统帅部作战厅厅长刘斐事后对淞沪警备司令部刘劲持等人评论说：“这些人不知道现代战法，只凭一股勇气，拿着刺刀向坦克冲锋，自招死亡，不败何待，今后，你们要切戒。” 今天看来，并不是冲锋陷阵的官兵们不知现代战法，而是白崇禧、蒋介石和统帅部不知现代战法。 反攻刚刚失败，日军就以坦克开路，对大场一线进行更加猛烈的攻击，我守军第18师防御不力，十月二十六日，大场被日军占领。我第18师朱耀华师长毅然拔枪自杀，实现了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 大场一丢，我防守江湾一线的第87师、第88师被迫退到沪西苏州河南岸据守，我军主力部队则向西撤到南翔一线。上海市区内只留下一个加强营固守四行仓库，这就是后来闻名中外的谢晋元和“八百壮士”。 此时的淞沪战场，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日军攻陷大场后，已经前进到了苏州河南岸的北新泾和江桥带。日军已经威胁到了我中央军和我右翼军，我左翼军也只能在嘉定和南翔一线作消极防守。最主要的是我各个部队已经疲劳不堪、受损巨大，官兵的战斗力衰弱到了极点，几乎到了难以坚持下去的程度。况且我后方也一时无兵可调了。 我七十多个师已经到了实在难以继续打下去的危险地步了。 此时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前夕。 就是说，我军的承受力已经到最大的极限了。天平如果再向右偏一点点，“咔嚓”一声，我军的脊梁骨就会断下来。 令人遗憾的是，恰恰是我统帅部和蒋介石本人往天平的右端加一个砝码，而日军又趁机朝这个砝码砸了一郎头！ 我军的脊梁骨只好断了下来。 其实，事情的结果完全可以不是这样的。因为按照战前的京沪地区作战计划，我军在淞沪战场做一定抵抗后，便可逐次退到吴福线和锡澄线，利用国防工事作持久的抵抗。战前的蒋介石也批准了这个计划。 在淞沪战役打响以来，统帅部的高级参谋和前线的将领已经看到我军渐渐地疲劳不堪，难以作持久防御，后方又无兵可调了，他们纷纷地建议统帅部和蒋介石迅速将部队逐次撤到吴福线和锡澄线上作有倚托的抵抗。蒋介石在十月底已经初步同意了将部队逐次地撤下来。十月底，撤退方案已经开始实施。 今天来看，这个方案如果贯彻下来的话，我军的脊梁骨还可不断。谁知情况突然起了变化！ 十一月一日晚十时，蒋介石和白崇禧、顾祝同等人突然来到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召集前线师长以上军官开会。开始时，几个高级军官汇报了前线战况，后来，蒋介石讲话。蒋介石先介绍了开战以来的各方面情况，还表扬了前线官兵的英勇精神，完毕，他才说出他此行的真正目地。他强调指出： 九国公约会议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做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援。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地放弃，也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质受于很大的影响。 蒋介石在讲话时，语气坚决，态度明朗，大有不容他人讨论和怀疑的样子。讲完话，蒋介石就走了。 就这样，砝码终于落在了天平的右端。 于是，已经开始实施的撤退计划立即做了改变，各个部队仍然防守原阵地与日军作战，不准擅自后退。 这样一来，我军70多个疲劳衰弱之师就在浏河－嘉定－南翔－苏州河南沪西一线狭长的有如一个丫梨形状的地域间和20多万兵强马壮炮粗的日军胶着在一起而导致了一种我军想打又打不过去，想撤又不让撤，想守又守不住的既危险又无奈的局面。 此时此刻，即在十一月一日左右的日子里，我军的注意力和主要兵力都放在了与日军对峙的上海方向而忽视了我军的右侧翼即杭州湾方向。（日军的几次登陆的增援部队都是从我军的左翼上岸的，因此，我军把注意力投向了左翼方向而忽视了右侧翼方向。） 而早已举起郎头的日军趁此机会，将郎头砸向了杭州湾的金山卫！ 十一月五日，日军第10军的第6师团，第18师团和第114师团从金山卫和金公亭两处同时登陆！ 我军的悲剧从此开始了！ 其实，我军的悲剧早在十月初就已经铸成了。十月初，日军大本营的参谋本部在分析淞沪战场的局势时，就力主将日军主力转向华中的上海方向。因为中国军队的主力已经放在了华中方向，如果日军仍然置华中于不顾而将主力放在了华北，则不能求得整个战争的解决或是胜利。而且当时日军的登陆部队难以解决淞沪战场的结束，所以，应该及时地使用一支有力部队从杭州湾方向打击中国军队。于是，参谋本部新上任的作战部长下村定少将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其要点为：①上海派遣军继续执行现行任务。②命第10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以利上海派遣军完成任务。③消灭上海之敌。尽管参谋本部有些人力主将日军主力放在华北和山东方向，但是下村定第一部长和冢田攻第三部长坚决主张必须果断地在杭州湾登陆，并要求新组建的海军第四舰队协助。 十月二十日，日军参谋本部下达第119号命令： 向上海方向增派第10军及必要的配属兵力。②第10军司令官应与上海协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以利于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完成任务。③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继续执行现行任务并应援助第10军登陆。④有关细节由参谋总长指示。 在这个命令的指导下，日军任命柳川平助中将为第10军司令官，将指挥第18师团、第6师团和第114师团以及国琦支队。而第6师团则从华北抽调，第18师团从满洲抽调，第114师团立即动员组建。 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立即组织参谋人员制定了该军在金山卫的登陆计划，其要点为： 第6师团登陆后迅速向松江西北发展，配合上海派遣军合围消灭中国军队。②第18师团、第114师团登陆后迅速向松江西南发展，切断沪杭铁路，进军皖西，对中国首都南京实行迂回包围态势。③以一支有力的部队向浦东方向发展，压制消灭浦东的中国部队。 事后的情况表明，日军第10军登陆后，园满地实现了预定的作战计划。 今天来看，日军早在十月底之前就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以从杭州湾登陆切断我70万大军的退路，并向我内地迂回延伸。 而在十月二十日到十一月日期间，我军统帅部在于什么呢？ 我们已经知道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军统帅部将注意力和主要兵力都放在了上海及其附近的战场上，尤其是放在大场和苏州河南岸一带。特别是在十月二十一日，我军组织了桂军六个师举行一次反攻，反攻失败后，日军随即大举进攻大场一线。我军被迫忙于应付各个告急的地段而不能轻易地抽身，在十一月一日之后，更不想抽身了。同时，在我军右翼的杭州湾方向，只摆有几个三流师的兵力（陶广的第62师、陈安宝的第79师）吃饱了之后抱着老式步枪靠在猪圈墙根下打着长盹。 今天，可以说，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初的这几天中，我军统帅部中几乎没有人判断出日军的主力将在近期内从杭州湾方向突然登陆以打击我军的的侧部。 今天看来，日军之所以在十月二十五日至十月底向大场一线作猛烈进攻，其目的之一是要将我军的注意力吸引到这边来而穷于应付种种危急，这时，日军第10军却在华北和东北等港口升火起锚，一路无挡地驶向杭州湾。十一月四日，日海军第四舰队的100多艘船只满载着杀气腾腾的日军驶入了杭州湾，五日，在金山卫等地登陆，其态势有如饿狼下沟。 而此时的我军，从蒋介石、白崇禧、顾祝同和何应钦到我趴在泥水没膝的几十万官兵却伸长着多日没洗的脖子遥望西方，等待着国际联盟大会上那几个糟朽的外交家们对日本政府进行一次有气无力的指责以制止日本政府对我中国的穷凶极恶的侵略呢！ 今天来看，当年如此狡诈多疑的蒋介石在国际关系方面是多么地愚蠢和幼稚啊！ 但是，我们可以公正的讲，日军当年的这个杭州湾登陆行动堪称为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雄才大略般的成功范例。十三年之后，即一九五0朝鲜战争中，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大规模的仁川登陆仅仅是日军杭州湾登陆的一个翻版而已。 和日军这个雄才大略般的战略计划相比，我军的战略计划是如何呢？ 其实，今天来看，在当年的淞沪战场，从十月二十日开始，即大场还没有失陷的时候，我军就已经输了。就是说，在战略方面，我军已经输了。如果不客气地讲，在智慧方面，我军已经输了！ 今天有些人，只讲民族精神如何如何。抗战官兵的英勇如何如何，却恰恰回避当年我军的失误和缺点，掩饰当年我政府体制的陈旧及我民众素质的低下，这些舆论的误导绝对不利于我中华民族的发展。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日军第6师团和第18师团在金山卫等地同时登陆。（第114师团稍后登陆）我部署在海岸防御的一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连随即被日军击溃。第6师团立即向松江攻击前进，第18师团则向嘉兴的沪杭铁路攻击前进。 松江以南的我第62师和我第79师仓皇调度，企图夹击日军，被日军轻易地击溃。刚从豫北调来的我第67军吴克仁部在松江附近未等集结完毕，就被日军打散。原东北军军长吴克仁阵亡，几个旅长和团长也先后阵亡。 十一月九日，日军攻占了松江。松江距上海仅几十公里，其间没有防御部队，这样，上海附近我几十万大军的侧翼完全暴露于兵力强大的日军第6师团之前。 此时的我军统帅部和前线的各个高级指挥部早已乱了方寸。 我前线广大官兵和高级将领得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的消息之后，顿时人心惶惶，斗志大减。可是我统帅部和蒋介石仍然不许部队撤退，继续坚守阵地。而有些部队已经到了掌握不住的程度了。甚至出现了几支部队擅自仓皇后撤的情况。白崇禧知道后，再次向蒋介石建议，把前线部队撤下来，不然的话，前线指挥官已经掌握不了部队了，因为有许多部队已经溃了。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方才下令大部队后撤，一路撤向南京，一路撤向苏州－嘉兴以西的地区。 然而，已经晚了。 此时前线的各个部队已经秩序大乱，溃不成军了。官兵们都怕被日军抄了后路而争先后撤。几条窄小的公路挤满了几十万大军和成群结队的逃难的老百姓。部队的建制全被打乱，官找不到兵，兵也不想找官，所有的人都不顾一切的向西奔跑，物资和东西弃之一地，伤兵们呻吟地躺在路旁，日军的轰炸机在头上狂轰滥炸，地下的日军在后面紧迫不舍，所有的后撤公路上是极度的混乱。 第17军团司令部被一队轻装的日军打个措手不及。警卫部队和参谋人员大部份被打死，军团长胡宗南只和几个参谋侥幸逃出而加入了溃散的大军；第19集团军总司令薛岳的汽车被日军的机枪打翻，司机和卫士被打死，薛岳连滚带爬地趴在一条下水沟中大气不喘地足达几个小时方才脱逃。第17军团第1军的营长贾亦斌率领部队撤退经过虹桥附近的别墅时，里面的外国人冲着撤退的我军官兵做着各种鬼脸，令贾营长愧恨交加，抬不起头来。他只得低着头向向青浦方向疾步。天刚亮，日军飞机便对我军俯冲扫射。贾营长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孕妇，身上背着一个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还挑着两个孩子，非常吃力地奔逃着。一架飞机俯冲下来，贾营长急忙喊她趴下，话音刚落，一颗炸弹爆炸，她和四个孩子全被炸死，她腹部也被炸开，胎儿还在蠕动，遍地都是鲜血。这种惨景，几十年后的贾营长一想来仍痛心不已。 当贾营长率队撤到方家窑附近的一条河边时，公路桥上已经布满了地雷，以炸桥阻止日军。我军唯一的一个用德国15cm重炮装备的炮团撤到这里，无法过桥。重炮团团长彭孟缉在岸边失声痛哭。他对贾营长说：“中国就只有这个象样的炮团，怎么办呀！”贾营长也爱莫能助。炮手们只好忍痛把崭新的重炮全部推进河中。当炮手们小心地走到桥上时，有许多人被地雷炸死。而重炮团长彭孟缉不但没踩上地雷，反而在多年之后在台湾当上了参谋总长。真不知这个彭总长在高高的台上得意洋洋地挥手检阅台下一排排威武雄壮的重炮群时，他有没有想起多年以前他曾为区区一个团重炮的损失而象大老娘们一样地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呵。 当日军第6师团向金山卫－松江一线攻击前进时，我军统局的负责人戴笠和文强在松江办的一个技术干部训练班500多名学员（全是自愿参军的中学生）在日军的袭击中躲进了一个竹林中，被日军野蛮地加以追杀，500多学员仅存50余人。该班大队长廖曙东上校（黄埔六期生）跳入水潭，用手枪打死了多名追击的日军后高呼：“中国不亡！抗日必胜！建国必成！”喊完气壮山河的口号后被日军的乱枪打死。 国民党第19集团军第2军第9师炮兵营见习军官金柏源曾经历了那场混乱的大撤退。几十年后，他以异常生动而具体的描写向我们展现了那场凄凉而混乱的景象： 当时敌人在战争形式上是向战场实行中央突破，其实是佯攻，吸引我们主力。后来证实敌军经过几个月激烈战斗，受到巨大伤亡后，采取了战略迂回，突然从金山卫登陆了，战场形势突变，大军仓猝后撤，茫茫黑夜，十几万大军，挤在一条路上，大多数跟着部队跑，但少数人离队逃跑了。这时最艰苦的要算我们炮兵了，骡马为防空袭都留在后方，前方都是小路，拆卸下来要靠人抬。兵败如山倒，途之为塞，真是寸步艰难，只看见步兵轻装过去，也看见军长李延年换了长衫跑过。更焦急的是有些人跟不上，我又不得不回头去找他们，在前进路上不得不倒退，有时寻得很远仍未见人。时已深夜，散兵成群，河面有些逃难的民船，他们仅带些必要的衣物粮食，岸上的士兵要求船靠岸搭乘，船在枪声与厉声中，不得不靠拢过来，士兵争先恐后而上，由于超载，船下沉，寒冬腊月身上全湿透了，带来的衣物粮食全沉没了，再前进，沿途看到一些象从未出过远门的富家妇女提着一只篮子，鞋子外套上一双草鞋，右手持一竹棒作拐杖。我心想茫茫路途往何方，篮里的冷饭能维持几天？遥远的持久抗战，他们何处是归宿，何处可安息！再前进沿路都是被敌机炸毁的一片瓦砾废墟、折断的电线杆、杂乱的电线、满目疮痕。路边溪塘里漂浮着多具已被水浸泡多天肿大尸体，更凄惨的是路旁躺着哀叫的伤兵：“做做好事呵，补我一枪！”这种重伤后无人过问的情景，令人惨痛难忍。在车站、在城市，敌机狂轰滥炸，变成人间地狱般的火海。有的全家被炸死。有的只剩一人，有的孩子还在惨叫，妈妈早已死去，永远不能回来。回想数月前，全民抗战的情绪多么高昂，全民的确都组织起来了，如战地服务队、宣传队、救护队等等。沿着京沪铁路。全民挖战壕的情景，还记忆犹新。我们在黑暗的茫茫长夜仓猝后撤，紧张的心情，不知寒冷与饥饿，日夜兼程走。从苏州、无锡、常州沿途所见，这曾是美丽富饶的天堂，今日变成一片瓦砾废墟，惨不忍睹！一路火光冲天，烟雾弥漫，没有死的人背景离乡，扶老携幼，流离颠沛，走上了流浪的道路。我们行军路中，到处听到凄惨的哭泣，这是一个现实的恶梦，人间的残酷，胜过传说中的地狱。 在我军撤退的途中，经过了两道预筑的国防工事，即吴福线（苏州－福山）和锡澄线（无锡－澄江）。按照战前的作战计划，我军在上海地区进行一定的抵抗后要逐次地退到这两道国防工事内以作持久的防御战。可是，在十一月九日我军撤退到这两道国防工事时，由于各部队的建制已被打乱，部队无法进行集结和调动，身后又有日军紧紧地追赶，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大部队无法利用这两道国防工事进行有效的抵抗，极少数掩护断后的部队又找不到工事的门钥匙，因此，我几十万大军只好纷杂拥挤地穿越这两道耗费无数财力建成的工事径直奔西而走。于是乎这两道“东方马诺其防线”只得眼怔怔的望着一批批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日本大兵们扬鞭越驴从自己高贵的头上腾空而过践踏着大好山河。 十一月十九日，苏州陷落。十一月二十五日，无锡陷落。 直到十一月末，我分兵两路撤退的大军在南京附近和在皖浙的广德附近方才收住阵脚，抵御进攻的日军。 历时三个月的淞沪大会战到此结束。 淞沪大会战已经过去五十九年了，今天，我们才知道，在那场战役中，我军伤亡人数在四十万以上，参战的七十多个师大部份中途补充了三、四次，营连排级军官损失殆尽，大多数部队的伤亡率均在80％左右，我方则丢失了上海、苏洲、杭州、无锡等城市及江浙一带的富饶土地。（首都南京随后也丢失）沿途的民众百姓更是遭受了家破人亡，流浪内地之苦，我方的物资财产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日军的伤亡却只有四万人左右。 显然，失败的是我军。 我军为什么会失败呢？几十年之后，当年参加过那场大血战的我军官兵，从高级军官到连排长，都在回忆文章中从多方面反思了失败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①日军的武器装备占绝对的优势。尤其是飞机和大炮给我军造成了很大伤亡。我军只有少量的老式火炮和轻武器。 ②地形地势对我军不利。我几十万大军拥挤在一个狭小的水网系地带，只好趴在一米深的战壕中任凭日军飞机大炮的打击。正如李宗仁先生在回忆录中指出： 淞沪战场离苏嘉路第一道国防线尚有百余华里。战场上人数既多，又无险可守。敌海、陆、空三军的火力可以尽量发挥，我军等于陷入一座大熔铁炉，任其焦炼。敌方炮火之猛，猛到我炮兵白日无法发炮，而夜间又无法寻找目标，只是盲目轰击。所以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抗外倭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③我军的战术观念陈旧、落后和官兵们不具备现代战争的常识，仍然抱着以往国内战争的老一套战法和日军作战。在日军的立体战法之下，不知疏散和伪装，仅凭一腔的爱国的勇敢而招致了许多无谓的伤亡。正如第8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在几十年后总结的那样： 大兵团作战，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下级干部和士兵们，到这时候才认识了现代战斗的形式，才明白仅靠精神而忽视物质科学的战斗已是落后的思想了。 ④战场上，我方后勤工作跟不上。官兵以往往空腹作战。还有战场救护不及时，医务人员少得可怜，担架队也较少。许多伤兵躺在战壕任其日军炮火轰击，往往轻伤变重，重伤者自生自灭了，请看第21集团军一个连长篮中民的讲述： ……到半夜才接到团部命令，把全部带回后方休整。阵地同友军重新部署作战。我撤退时，就有不少士兵表求说，我腿断了，走不动了，请求连长设法带我们回去吧！不然就给我们加一枪，免得受苦。我难过地对他们说，我自己背不上你们，各弟兄都带有弹药武器，怎能扶你们走，请你们安心在此，待我回去请团部派担架来抬你们回去！此时真有“古来征战几人回”之感。后来有没有担架去救他们，不得而知。云南部队王甲本副师长在前线视察阵地，经过我连阵地时，和我交谈彼此情况，我说几天来，我广西部队损失很大。后来王副师长说，他们的部队伤亡更惨，将士尸体填满战壕。 ⑤战役期间，我军始终没有没立预备兵团。我军是一个部队一个部队逐渐加入作战的。每个师在第一线上只能打三、五天，然后另一支部队接替过来。各个部队是轮番挨打，各个被打烂。到后来无兵可调，只好从我军两翼的沿海沿江防御日军登陆的部队中逐渐地油调出来增援第一线。以致两翼空虚，被日军从金山卫方向包围过来而导致全线溃退。 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军统帅部在战略方面的失误。在战役之初，当我军未能攻占日军据点时，就应该及时撤出以对付左翼登陆的日军增援部队。而当日军的主力向我军攻击时，在我军作一定的抵抗之后就应该将部队逐次的撤到预筑的两道国防工事中作有倚托的持久抵抗，更不应该把大量的部队从内地调到上海附近和日军做决战。尤其是日军的立体火力导致我军伤亡之重时，我军应立即撤出狭小的战场到广阔的腹地中与日军作运动战和持久战。我统帅部和蒋介石最明显的错误是在十一月一日前，当我军已经准备撤退时，反而节外生枝，命令我军停止撤退再坚守一个时期，以等待国际联盟开会讨论制裁日本政府的决议结果，使我军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终于发生了。 概而言之，正是我统帅部的战略失误方才导致了我军的大失败。 而在这种错误方针下，我军的官兵无论是如何的勇敢和不怕牺牲，都是无力扭转整个战场走向失败的局面的。真想象不出来，在淞沪战役牺牲的几十万我爱国官兵如果知道这一点的话，会作何感慨？ 以上的六点，当年的国民党将士们总结的是正确的，除了这六点，我还想从另外的角度探讨一下我军失败的原因。 第一点，是关于这场战役的起因，即我军应不应该在当时一九三七年八月中旬调动部队对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发起主动性的攻击？ 这一点，在今天来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按照日军参谋本部的计划，只将日军的作战行动放在华北方向，原则上不在华中和上海一带用兵。只是因为中国军队主动地对上海的日海军陆战队发起进攻之后，日军参谋本部方才决定将准备用于华北的日军几个师团调到华中以增援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 确切的说，当年的我军如果不在上海主动进攻日军的话，很有可能在一个时期内，日军不会调动主力部队用兵于上海和华中地区的。这样一来，我军就不会在那个狭小的地域内遭受日军的重大打击。也不会很快地丢失上海和南京，而以后我国的抗战就不会那么的沉重。 今天来看。当年我军的主动性打击，非但没有扫除日军在上海的桥头堡，反而弄巧成拙将日军的进攻矛头过早地吸引到了华中地区，进而导致了我军处于被迫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极为不利的局势。 为了更好地探讨这个历史问题，我们还是看看当年的日本统帅部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吧。 从战后日本政府披露的史实资料来看，日本大本营和日军参谋本部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便决定向华北增兵打击中国军队，而对于华中地区和华南地区，原则上不给予增兵与华作战，但可以让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出动一定的兵力到长江下游和上海一带保护当地的日本侨民集体撤到上海。而且这个行动只限于海军范围。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日军也基本上是按着上述方针做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初我军如果不对上海的日军主动打击的话，这场淞沪战役基本上可以避免，起码在一个时期内不会发生。而我军就有可能不在淞沪地区遭到那样的失败。 今天，有人可能会说，当年我军主动打击上海的日军正是忠实的执行了我统帅部几年前就已经制定的作战计划，因此这个行动无可非议。 但是，我要追问一句，国际风云是一时多变，我国与日本国的关系也是一时多变，难道我军统帅部不管发生了什么变化，出现了什么样的客观环境，都要机械地执行几年前预定的作战计划吗？ 战争初期，我国政府的外交机构和谍报机关不知在干什么？ 有一个问题很明显，那就是我国是一个弱国，工业几乎是个零，官兵的军事素质很低，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太薄，在这种劣势的状态下，面对高度现代化的日军，我国政府在对待战争这个问题方面应该慎重，绝对不可头脑发热，更不能轻举妄动。具体地讲，当时我军在华北抗击的时候，在华中地区应该冷静观察。从我方的角度讲，不可刺激日军，以免我军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更不能主动打击日军诱使日军将侵略矛头转向我上海和南京附近。除非日军主动出兵打击我军。当时我军在华中采取的方案应是能不打尽量不打，能不刺激尽量不刺激日军。道理很明显，一旦打起来，只能对我军不利。即使我军将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消灭了，拥有强大的海、空军的日军仍然会不费力的从上海一带登陆进攻我国的华中腹地。所以，我军主动打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是个错误的行动。 今天，很可能有人说，你这个说法是十足的投降不抵抗政案，是典型的卖国主义。 其实，我的意思并不是面对日军的侵略而不抵抗，我只是说，我们是弱国，在强敌面前，我们千万要慎重，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不到刀按在脖子的时候，我们不可在华中沿海轻举妄动去刺激日军，更不可主动去打击日军，等到日军一旦在华中动手打击我军的话，我们再回手也不晚。在国与国发生对抗的情况下，爱国是爱国，策略是策略，绝不能一味地爱国而忘记了策略，这一点，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政治家都知道的。二战中，苏联的一个将军曾对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说，你的一个外交行动可以顶我们十个师。 第二点，当我军轻率地在上海地区和日军大打起来之后，尤其是打到十月中旬之后的那段日子里，我70万疲劳不堪，伤亡重大的部队已经陷入了战场并无力地扭转整个局势时，我统帅部就应该及时地将眼光放得远一些。超越当时的作战区域而考虑问题，或是争取另外的手段将日军迅速赶下海，或是及早地撤出部队，二者必取其一。另外，我军统帅部还应及时洞察和分析日军的动向。例如，日军已经动员和投入了20余万大军及大量的海、空军力量，打了二个多月了，仍然没能打开局面，作战双方呈现胶着相持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我方还是敌方，都自然地要积极的寻求和争取另外的方式和手段来尽快地解决这种令人头痛的困境。这本是一种军事常识，或是一种军事规律。 事实表明，日军参谋本部在十月初就开始着手寻求一种另外的方式来解决上海日军的困境──抽调三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打击我军的侧背处。应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解决方式。 按着一般的军事常识讲，日军的这种解决方式是我军任何一个稍有军事素养的高级军官及参谋人员都能预见到的。然而，恰恰相反，事实上，对于日军的这种军事部署，我军统帅部中却没有人给予应有的注意和洞察。 当然，在十月之后的日子里，我军统帅部也自然地在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以摆锐困境，这就是在十一月初之前决定全线逐次撤退到国防工事作持久抵抗。应该说，这是一种消极的解决方式，除此之外，另无良策。因为我军缺少海、空军力量，所以，不可能从日军的背后打击日军，（日军的背后是江海）撤退是我军唯一的可行的解决方式。 令人千古遗憾的是，就这么一点点的消极的解决方式也被集党政军大权为一身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一个人所轻易地破坏了！　　这样，我几十万大军，也只能一步一步地走向几天之后的灾难之中了。 而我70万军，无论是前线最高指挥官陈诚、朱绍良、张发奎，还是几十万下层的爱国官兵，都无法，也无力去选择自己的命运。他们几天之后的命运早已经被一个人给安排好了。 今天来看，正是我军统帅部十一月一日改变了撤退的计划方才导致了我军日后的失败。这个计划的改变，固然是蒋介石一个人的意旨和决定，可是，深入地分析，这也是当时的我们国家的体制和我们政府的政治机制所决定的。 一句话，这是一种专制式的国家体制，一种非民主的决策机制。 继续地说下去，蒋介石的这个错误，不仅仅应该由他一个人来负，白崇禧、何应钦、程潜、顾祝同、徐永昌、林蔚等人都有责任。而其他要人，如汪精卫、张群、宋子文、孔祥熙、孙科、陈立夫、陈果夫，陈布雷、王宠惠、邵力子、冯玉祥等人也有责任。因为正是这些人的扶助和拥戴才将蒋介石推上台的。 再继续讲下去，我国四亿民众也有责任，因为正是大多数民众的不闻不问、糊里糊涂方才导致国民党专制政府的建立和统治。 最后追问根源的话，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广大的民众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将权力随便地交给、送给国民党这样一个非民主式的政党和政府呢？ 看来，这个问题还是留给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们去解释吧。 今天还有一个问题应该搞清楚，这就是为什么当初我统帅部和蒋介石一定要在淞沪地区和日军进行会战？ 关于这个问题，李宗仁先生在回忆录中论述说： 我国抗战的战略错误亦多，从基本原则上说。我们对一个优势敌国的侵略战争，应该是长期的消耗战，直到把敌人拖垮为止，决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自丧元气，消耗主力。所以，抗战一开始，我们断不可把全国的军队的精华集中在京、沪、杭三角地带，任敌方海、陆、空军尽量发挥其优越性能。蒋先生当时作这决定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第一是由于他不知兵法，而好意气用事。因蒋的本性是绝对亲日的，但目睹失地千里，日本仍不满足，使他面子上无以自处，实在气愤不过、所以不顾一切，和它一拼再说。这是绝大的错误。因为做统帅的人，甚至独当一面的指挥官，一定要冷静，千万不可使气；一时冲动，往往正堕敌人奸计之中。第二，可能是他的策略，蒋先生不愿全面抗战，他认为能把上海牢守几个月，西方列强可能出来斡旋，战事亦可乘此收场，如“一·二八”淞沪抗战一般。 李宗仁的判断是有道理的。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点，即在战争之初，按照蒋介石和统帅部的设想，是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天就将上海的日军消灭掉，以阻止日军利用这个桥头堡进行登陆并入侵我华中内地。就是说统帅部和蒋介石有一种御敌于门外的战略设想。（起码也是御敌于上海之外）因为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基地和工业基地（尽管工业少得可怜），首都南京又离上海不远，所以，对于上海而言，我方争取的是能守就守，能尽量保住就尽量保住的做法。否则，上海失陷，首都就要危矣，而国民党政府就又要沦落到穷乡僻壤，到那时，在各地方军阀势力还存在情况下，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恐怕就要失去领导般的地位而下降为地方政府的规格。这一点，是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 另外，还有一点的可能也是存在的，即日本政府从“九·一八”以来就不断压迫和蚕食我中国。而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前的日子里，因为我国内政局异常的不稳固，蒋介石国民政府时刻受到各个地方军阀势力的威胁以及中共红军的武装反抗，蒋介石政府只得把注意力和人力物力财力放在国内的“安内”方面而对日本政府的压迫和蚕食采取一味忍让的政策（“不抵抗”政策）。经过几年的努力，到“七·七”事变时，蒋介石政府已经基本上平衡了与各地方军阀势力的关系，并与中共红军达成了合作协定。同时，在国际方面，蒋介石政府背靠英美等强国，并从德国获得了部分现代化军火装备了几个嫡系部队，而日本的第一号敌人苏联政府又暗中支持蒋介石政府和日本政府作对抗，并把强大的苏联红军摆在满州国边界另一侧随时准备对关东军开战。 正是在这样的国内和国际的大背景之下，加在拥有几百万经过国内战争磨炼的军队，蒋介石政府在“七·七”事变之后方才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宣布：要与日本血战到底！ 于是，就有了三个月之久的淞沪大血战。 今天，应该客观地讲，抗战前期蒋介石政府坚定的抗战决心是值得我们后人尊敬的，但是，蒋介石其及政府却在那场战争爆发之初，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忽视了日军的作战能力，在那场三个月的大血战中，我军唯一胜于日军的只是高昂的爱国精神和无畏的血肉之躯。然而，铁的事实已经表明，在现代战争中，仅靠无畏的血肉之躯是不能解决战争的胜负问题的。（我军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在今天予以阐明，这就是关于对于这场战役的历史评价之问题。 当年的国民党政府是如何看待这场战役的呢？请看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陈诚在抗战结束之后所作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的一段话： 同时以我装备关系，不能在华北平原决战，因此在华北方面，沿津浦、平汉、平绥、同蒲、各铁道交通要点，行纵深配备，多线设防，以主力毅然使用于淞沪方面，因上海乃我经济重心，中外观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双方作战重心乃同华北移至华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长江下游工厂物资，得以内运，国际观感，就为之一新，所获政略上之成效尤伟。此役强韧之作战，大出敌作战指导预想之外。以战略观点看，敌拥有便利之海洋交通，易于发挥陆海空军联合威力，我则后方交通未辟，集中迟缓，本难发挥优势，而欲与敌在上海行阵地战，似非得计；然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敌作战，殊不若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有利也。由引战役演成之结果，使敌被我诱引，不得不逐次被动增援，而形成上海敌我主力三个月之战，使在华之敌军，不能任意行动，造成华北有利之形势，尤其使山西之我军有准备之余裕，结果在山西之敌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一步，此实为我战略上最大之成功。 陈诚认为（无疑也是国民党官方的观点）淞沪会战，使我方获得以下几个好处：①长江下游的工厂物资得以撤退。②国际上对我的印象为之一新，也使我国在外交和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成效。③打乱了日军的作战构想，强迫日军将主力转到湖沼山地间与我作战，使敌人处于不利的地形之中，从而使我军处于有利的地形之中。④使华北的我军处于有利的形势之中，尤其是山西的我军有充分的准备抗击进犯的日军，使山西的日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而这一点，是我方战略上最大的成功。 这里，我要替陈诚补充一点，这就是，上述的几个好处的代价则是我军付出几十万官兵的生命和无数名健康身体。 今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陈诚总结的几个好处的真实性。 一、 我长江下游的工厂物资得以撤走。其实，在当时，我国的工业极为弱小，几个重工业基地和兵工厂分别在沈阳、上海和武汉等地，只是造一些轻武器和老式山炮。而当时黄浦江和浦东沿海一带布满了日本军舰，因此，上海的工业和物资撤不出来。而长江下游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京几个城市中，无非是一些纺织工业和轻工业，仅仅为了撤出这些少量的轻工业和某些军用物资而牺牲几十万人的生命，这值得吗？ 二、国际上对我方的印象为之一新，并使我方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取得了成效。这一点，倒是说对了。淞沪之战，使欧美各国对我国的抗日决心和部队的战斗力评价很高。可是，仅仅为了博得英美等国的称赞就不惜扔掉我几十万官兵的生命，这值得吗？ 陈诚的这个高论真是我民族传统的“死要面子活受罪”观念的最好写照。 至于我方在政治上取得了成效，也是说对了。淞沪战役之后，全国各党派、各势力、各阶层民众看到了蒋介石政府是真心要抗战的。因此，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可是，仅仅为了这一点，就必须付出我几十万官兵的生命吗？用别的方式，或用较小的代价就不能唤起全国人民和各党派势力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热情和决心吗？ 三、打乱了日军的作战计划，迫使日军将主力转到华中湖沼山地之中使日军处于不利的地形之中，使我军处于有利的地形之中。这一点是真的，即淞沪会战打乱了日军的作战布置，将日军的主力和重点调动到华中，并使日军的机械化处于湖沼山地之中。但是，结果如何呢，在这种不利于日军的地形之中，我军仍然失败了。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仍然碾过华中的湖沼水网地带并一举占领了南京和杭州等地（一年之后又攻占了武汉），从这个角度来看，将日军的主力吸引到华中只能对我军不利。所以，陈诚的这个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也是不能成立的。 四、使我军在山西有了充分的准备来抗击日军，使日军不能西越黄河一步，乃是我方战略上最大的成功。今天看来，这一点更经不起推敲。 陈诚为什么这么说呢？（战后，国民党大多数将领也是这样看的）陈诚认为，如果我军不把日军的主力吸引到华中一带，那么，日军就要集中兵力从山西处西越黄河天险，攻占西安，继而从西安南下，越秦岭、下汉中，直奔四川的成都和重庆。日军得到四川之后。我国民政府和我军就要失去了这最后的可靠的大后方。真要这样的话，我们就要亡国亡族了。而且事实已经证明了，我国民政府和我军正是背靠这个大后方才坚持了八年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其实，细分析起来，陈诚的这个结论也经不起推敲的。道理很简单，如果日军的主力不调到华中而放到华北和山西的话，我军也不会调动几十万大军到华中去。而且，我军也会将这几十万大军调到山西和黄河以南等地的黄河南岸的东西两端，利用山西的忻口和娘子关天险和黄河天险阻止日军攻入山西或跨过黄河，（当时的山西我军如能得到有力部队增援的话，本是可以守住山西的）保卫我中原、长江流域以及四川盆地。如果可能的话，我军还可以从忻口和娘子关高处而下或跨过黄河从黄河的东、西两端攻击日军，逐步将晋北和河北的日军压迫到冀中一带及北京附近。这样的话，就谈不上什么日军主力西越黄河，占领四川盆地，或是什么越黄河而南下，沿平汉路占领武汉，切断我国民政府西迁和军队主力归路的设想了。 当然，如果形成了上述的僵持态势的话，日军可能从青岛登陆，打击我据守黄河的山东境内的我军后背，而我军就可能从徐州和临沂一线出兵打击登陆的日军的侧翼，使日军的计划不能得逞。退一步讲的话，我军也可以从山东撤退，在鲁南和苏北一带逐次抵抗日军。 总之，日军的主力如果放在山西、同华北我军主力做大规模性的会战，那么，日军就不能再抽调主力从上海登陆进攻我华中和首都南京了。（当然，我军可以利用南京－上海间的国防工事阻止和防止日军从上海方向进攻我内地和中原一带。）因为日军不可能到处都是主力，也因为日军统帅部原则上本不打算在华中登陆作战，而只将主要方向放在华北，以企图利用华北平原一举击败中国军队，以压迫国民党政府妥协。 如果历史史实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仗就好打了。第一，我军可以避免两线作战；第二，我军可以始终在外线怍战；第三，我军不会丢失大片的国土和城市，这样的话，我军的长期抗战就有了一个坚实而丰富的物资基础，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因此，陈诚的这个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综上所述，淞沪会战只给我国的抗战带来了一个好处和成效，这就是陈诚所说的“政路上之成效”。 但是，我要反问陈诚一句：如果在淞沪战役暴发之前，有人让你们拿出几十万兵的生命来换取这个“政路上之成效”的话，你们同意吗？ 显然，理智性的回答只有一个：不同意！（但是，淞沪战役中我官兵的爱国精神和献身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怀念和景仰的。） 那么，陈诚为何会说出这样的不合逻辑的话呢？他真这么糊涂吗？ 其实，陈诚心里是很明白的。仅仅是为了国民党政府的脸面，他才这样说的。不然的话，打了三个月，轰动那么大，全民都动员起来了，又死了那么多人，又丢失了那么多的地盘，总得在事后找出几个好处来呀！否则，如何向英美等国以及全国民众交待呢？就是说，陈诚在一九四六年的这番话是讲给国际上听的，也是讲给全国民众听的。要知道，在一九四六年的时候，在中共领导的农民革命的武装力量面前，日益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总得给自己的脸上抹点什么呀。 50年前的陈诚的心里是透亮似的。而我们今天的有些历史学家却是糊涂的了。 例如，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树标先生在前几年出版的《蒋介石传》一书中也认为淞沪战役给我方带来了以下几点好处： 它争取了三个月的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国际观感一新”。其次，它使得在华的日军不能任意行动。日军从华北抽调了两个半师团增援上海作战，造成了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有利形势，尤其使山西有了准备的时间。第三，它消灭了日军有主力量。（伤亡四万人） 任何人都能看出，杨教授的这段话几乎是陈诚的原话。由此看来，杨教授并没有深入分析和研究淞沪战役，他所作的历史结论完全是照搬当时的政客陈诚的观点。（一个历史学家怎么能将一个政客的观点当做一种历史结论来传播于世呢？）看来，50年后的历史学家杨先生竟让50年前的政客陈诚给蒙住了。今天，又有多少读者和青年又让杨教授的观点给误导了呢？ 这本《蒋介石传》共发行几十万册，由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大概属于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领导。 我愿借此机会把50年前国民党第二号政客陈诚的这个不负责任的历史定论恢复其本来面目，以免今后的国人继续上当受蒙。 气壮山河而又结局阴暗的淞沪会战已经过去五十九年了，今后的政治家们以及爱国的民众们如果能从这场战役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及教训的话，几十万牺牲于淞沪战场上的我爱国官兵们一定会感到自己的鲜血总算没有白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