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ng Gung Young Gung的战争历史世界 阿修比 1937年爆发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其战略战术水平没有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范围，通常人们对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游击战术津津乐道，然而，这些战术并非由中共发明，早在布匿战争期间，这种战术就被罗马的执政官费边用来对付当时似乎不可战胜的汉尼拔，一次大战中，“阿拉伯的劳伦斯”更是将此道发扬光大，中共军队的游击战术是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和自己的实力不得已而为之，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共产党在中日战争中汲取的经验要比国民党多，因此在接下来的内战中他们成功的进行了一系列运动战，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对手，夺取了政权。 战争中的日本军队，师从一次大战以前的德国，而中国正规军的将领，则多半是日本人的门徒，这就是为什么战争开始时双方大搞正面进攻和单纯防御的原因，日本人的进攻完全乏善可陈，一上来就是三件套：飞机、大炮加毒气，相比较之下，中国军队由于装备太差，似乎除了败退之外别无他途。事实上，中国人的最大失利是他们过于注重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忘记了战争的最有利武器不是大炮而是“运动”。然而有趣的是，战争之初中国军队的几次战术性胜利，都得益于不正常的“运动”，如平型关战役，最初战役企图是国共军队的五路合击，结果其中两路放弃阵地、两路来得太晚，一一五师到得较早，林彪只好对敌人的后卫部队动手；又如台儿庄大捷，如果韩复榘不是为了保存实力向南飞跑，引得日军两个旅团贪功冒进，让在周围机动的大批国民军围而歼之，而是如以往那样节节抵抗，李宗仁纵使四十万大军在手，又如何抵敌得住？所以韩复榘死得不免冤枉。至于兰封和万家岭战役的胜利，也是由于日军过于轻敌勇往直前所致，结果让周围没有被击溃而只是被“击退”的国民军围了起来。 这样看来，中国军队并非不能通过会战取得胜利，只是战略战术制定得不恰当而已。淞沪会战的打法就很有问题，非常类似凡尔登绞肉机，中国人前前后后往这个大炉子里丢了差不多七十万军队，而日本人也送进去二十多万，如果中方聪明一点，放弃上海的争夺战，而将主要会战场所西移至既设的防御阵地，有“中国的马其诺防线”之称的南京至苏锡常一线的阵地，则日本人后来在金山卫的登陆战未免扑空。而且七十万军队中以部分兵力纵深配置，大部分人马在周围机动，相形之下，日本人由于兵力太少，当地的地形又多以河汊为主，不利于机械化程度较高的日本人机动，则战役的胜负就很难说了，当时在上海的蕴藻浜一线的防御战就很能说明问题。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武汉会战，本来日本人已再衰三竭，而中国军队在武汉周围的战场上却尚有七八十万人马，却因为遥远的广州被日本人攻占而乱了手脚，自己放弃了武汉，可是即便如此，蒋中正也并未能将多少部队转用于南方，这一口气没有挺过来，战争就多打了好些年：因为日本当时的国力已无法继续支撑大规模的进攻战所带来的消耗，而其号称世界第三的海军则在陆战方面无计可施，如果中国军队当时不放弃努力，单单因为补给问题，日本人就无以为继了，这种情况与甲午战争的情形非常相似，那时的满清政府如果挺过威海卫北洋水师的覆灭和朝鲜战场的失利，凭当时日本的国力，也是没办法再打下去的，所以中国人不争气往往就在关键时刻。 国民军中以勇猛闻名的将领着实不在少数，如张自忠、宋希濂、胡宗南等人，然而过刚易折；而以谋将来说，就不免凤毛麟角了，李宗仁自诩智计多端，白崇禧被誉为“小诸葛”，都是言过其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计谋仍未离开中国古代的计谋传统，很难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日本人后来高度评价了两位将领，一位是张自忠，这位攻击力在国民军中首屈一指的猛将，当然如何赞誉都不过份，但是另一个却是战功平平的汤恩伯，实在让人费解，汤恩伯在开战初也曾以勇武著称，指挥他的第二十军团在南口奉命抵御日军进攻一个星期，他却坚守了一个多月，终因援军不继而撤退，从此他就变成了一个兔子精，跑的时候比打的时候要多，因此在台儿庄战役中因为一直悬军观望而被李宗仁反复警告——他是很少被日军击败的国民军将领之一（也可说是很少被日军碰着的将领），日本人老是逮不到他，可能因此而觉得这家伙够精才加以佩服——事实上，汤恩伯并不是一个战略上的机动至上者，他只不过老是想为他的校长”蒋中正保存一点有生力量而已。 就一九四一年底中国正式对日本宣战（这也是一个国际笑话，跟人家打了四年才宣战）前的各次会战的情形来看，国民军的战略一般都比较被动，其基础都是建立在单纯防御上的，缺乏积极的进攻思想，实际上，只有第三次长沙会战才真正称得上是有一点机动战略的味道。 至于机械化战争的概念，对于中日两军来说，都是如此之遥远。日军虽然拥有大批机械化设备，包括坦克、装甲车等，但在运用上还未脱离康布雷战役的窠臼，这一点在哈拉哈河战役中体现无遗：关东军两个装备精良的师团被兵力并不占优的苏联红军轻轻松松打垮，主要原因就是朱可夫更精于坦克战。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就更差了，开战初只有一个团的装甲部队（即南京装甲团），其主要装备是由蒋中正的意大利独裁者朋友墨索里尼提供的“菲亚特”型轻坦克，这些东西在东非和北非与英联邦的军队作战时已被证明是废物——这支部队隶属于邱清泉的200师， 团长杜聿明，淞沪会战中使用了两个连，基本损失殆尽，后来陆陆续续由苏联购入部分轻型坦克，成立第五军，曾在广西昆仑关和滇缅作战中重创日军，不过他们后来的老师是当时很差劲的美国人和英国人，由他们教出来的这些弟子对付日本人还行，可是一回到国内战场，就被战略高超的中共野战军一一歼灭了。 在战争初期由正规军进行的几次战役，充分展示了中日两军低能的战略战术，并且“血总是在白流”，特别是在高层军官中，几乎没有人去思考和汲取经验教训，以至于由他们来主持的战役看起来总是大同小异，没有什么灵气。相对来说，日本人在迂回上倒是着实讨了几回便宜，但是从地图上看一下这些便宜的由来，就明白无非是国民军自己脑筋太笨送的。而且，在节约兵力的原则方面，双方都没有什么出色表现，几乎是无限制地浪费着人力。 在前一年，经历了江汉会战的失利和根据地部队的大规模出击，使国民军正规部队和游击队都蒙受了严重的损失，接下来的这一年，便成为中国的黯淡日子。在整个1941年，国民军（包括根据地部队）都没有实力去发起大规模的出击，只得摆出一副防御的架式，在抵挡敌人的压制进攻和扫荡作战中慢慢恢复气力。 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日本人急于插足扮演一个趁火打劫的角色，可是他们刚刚入侵印度支那，便听到来自大洋彼岸声色俱厉的怒斥，不过最令他们恼火的，还是中国战场的沉闷现状，于是：不清除中国的抵抗就不能参加世界大战的角逐，而不跟英美开战，中国又是无法消灭的，这就成了日本人的骑墙现实。 认识到这一骑墙现实，东京参谋本部只得暂时打消他们争霸世界的雄心，平心静气地坐下来研究令人头痛的中国战场，在环顾从太行山脉到大巴山脉以及长江水系以南这条绵宕的战线之后，他们得出了结论，似乎除了第十八集团军及其拓殖的根据地军队以外，国民军方面已没有人马敢于主动向他们挑战了。接受了这一研究结果的日本人就用一个第十一军隔几天来一次攻势摁住国民军的第五和第九两大战区，使这里的人马疲于奔命，而经过充实的华北方面军，在增加了两个师团的部队之后，则开始大规模地扫荡根据地，以图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新调往华北的包括原隶属第十一军的三十三师团和第十三军方面的第十七师团，这样一来，敌人在华北的兵力又回升到接近一九三九年的水平，约计四十万人。这一次，日本人终于狠下心来“整肃华北治安”，于是出现了“治安强化运动”。 根据地部队遭到这一打击之初，由于反应太慢而受到惨重损失，包括大批人员伤亡和丧失根据地，结果一直迟至1943年，由于日军不断削减华北的兵力，加上共产党自己的努力恢复，才使局面好转过来。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到1942年，华北根据地军队相对减员达十万人以上，实际数字可能还要多；根据地面积也大大缩小，相当多的地域重新沦为游击区。可以说，在1941和1942这两个年头里，日本人的扫荡是颇有成效的。 国民军正规部队在这一年抵住了敌人对河南南部、江西北部和湖南北部的几次攻势，但由于在中条山战役中遭到失败，失去了他们在华北最后的一块地盘。同时，年初敌人以切断国民军华南补给线为目的的“急袭”作战也多多少少地打击了国民政府，凡此种种，都曾使得中国战场的形势一度十分紧张。 年初，中日对峙相对比较松弛的华中战场又空穴来风，国共两军再次内讧。蒋中正以整肃军纪为由围歼了新四军总部及其直属战队，在国内外造成了恶劣影响，其严重程度超过了日本人的任何一次扫荡，结果关于内战的谣言不胫而走。但是中共采取了忍让态度，仅仅重建了新四军军部就结束了这次纷争。 新四军的实际操纵者项英，按照后来给他上纲上线的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因为他在江苏和安徽南部一再坚持强调“华中敌后斗争的特殊性”，迁就国民党方面的种种刁难，结果就使得新四军的势力迟迟难以扩张，这样一来，难免与毛泽东等人的战略主张发生冲突，项英又生性僻傲，在1940年5月4日毛泽东给新四军来电暗示其领导人犯了错误时，这位老王明分子大怒，立即以回电让中央撤销他的职务这种要求来表示抗议——事实上，如果当时中共真的采纳了这种要求的话，结局可能要好一些，不过也许毛泽东自己也拿不准撤换项英是否顶用，因为新四军中许多骨干份子都是项英的心腹。 正是由于中共中央的姑息，项英在华中益发飞扬跋扈，连军长叶挺也不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独裁——可是，如果独裁者自己并不具备专制天才的话，那么独裁本身就是一个灾难。 回顾一下从1937年改编到1940年底这段时间里新四军的作为，那么就很难说这支人马到底有多大成就，事实上，除了陈毅等人在苏北与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部队大动刀兵有所扩展外，新四军主力一直被置于江南地区无所事事：这里是唯一能够直接与日军对抗并且“革命基础”较为牢固的地带，因此项英就死抱江南不放，从而使得长江以北地区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出击之前横亘于无人区和新四军之间的地盘大多为江苏军所占。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被动的发展，就难免要捅漏子——这些都给蒋中正送去了整肃军纪的刀柄。 过去，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众口一辞指责蒋中正策动皖南事变是为向日本人投降铺石垫路，但是如果本着历史的精神去探讨这一事实，就可以说这并不公道：因为，在当时那种情形之下，日本人似乎已经黔驴技穷，而国民政府又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获得了民主国家的广泛支援，他又何必甘为牛后呢？他之所以横下心来要剿灭新四军，与其说是向敌人献媚，不如说是出于他的反共信仰， 他的部下之所以支持他这样蛮干， 除了信仰问题以外，也有李守维和翁达（均在与新四军的冲突中丧生）的阴魂问题。 何应钦与白崇禧在1940年底致共产党两大部队的电报中再次申斥说： “……其实凡在中央命令系统下设置之地方组织，何一非抗日政权？该军特为标揭，显存彼此之心，别报扬抑之见。况若干敌后地方，原无敌人盘踞，该军开至其地，放弃原来任务，已违作战本旨，即该地系为该军所收复，如果服从命令，亦应将其行政组织交由中央设置之省政机关负责建立，不容别立系统，辄自把持……” 已经将矛头直指敌后根据地，也就是说，国共两党对红军改编后的问题一直没有根本解决，即国民党方面所要求的是军队自由行动，行政完全服从，而共产党的看法则是听调不听宣，许多矛盾都由此而产生。 由于何白（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联电的发出，蒋中正似乎认为已经完成了道义上的准备。鉴于十八集团军太过难啃，所以他就先拿新四军开刀。 1940年底，国共两党经过紧急磋商，结果是共产党答应作出让步，命令江南的新四军北渡，作为这一让步的回报，蒋中正承认十八集团军在华北的大部分既得利益，但同时，国民政府军委会总参谋部又规定共产党军队必须缩编为十个师左右；为了这个问题，两党继续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一时悬而未决。项英迷恋江南，正好趁此机会拖延北渡。 不过这一次，毛泽东不再迁就项英，而是对他大发雷霆——因为毛泽东确实不想在华北情形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再跟蒋中正闹翻，12月26日，他给项英拍去一个口气相当严厉的电报，首先提到他在一年前就给予新四军的关于向北发展的方针， 而后痛斥项英“毫无定见”，责令他们“全部北移”。 在这之前，12月9日，蒋中正亲自发来一道手谕，命令江南新四军必须“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这般双管齐下，项英也没了主张，便找到刚与顾祝同商议北移路线回来的叶挺，拟定北移路线，即由茂林——三溪——旌德，行经天目山附近，到溧阳一线渡江。共产党则利用自己的舆论势力大张旗鼓地发动攻势，想以此来含蓄地警告“蒋系军”，向外界暗示蒋中正的不轨企图。 就在此时，不顾共产党的舆论攻势，第三战区已在新四军的必经之路上，布下了七个整编师的重重伏兵，而北移的新四军总部及其直属战队总共只有九千余人，其中包括大批非战斗人员。 尽管顾祝同以“政治人格”向叶挺担保新四军在北移途中不会遭到友军袭击，但叶挺却并非等闲之辈，所以他就与项英商议，决定兵分三路，以大多数史书所说的“突然动作”，于一月四日夜里离开驻地云岭，向预定路线进发。但是，临行之前他们却大肆张扬地向当地群众告别，结果动作既不突然也不麻利，在被当晚一场大雨浇得人困马乏之后，第二天行抵茂林时就不得不停下歇息——动作就更不突然了。 六日，这支小小部队继续向旌德行进，不久，前面的斥堠部队就在丕岭遭到第40师的伏击，下午，作为回敬，新四军击溃了前来挑衅的144 师的一个排。项英依然不知所云，因为他不相信他那样牵就的友军居然会袭击自己，但连续出现的对战显然已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误会了——在这种要命的关头，项英一手遮天，否决了叶挺改变路线的建议，命令继续按原定路线出击。鉴于第40师和第144师仍横拦去路，而顾祝同又回电称“误会”，因此项英命令所部向星潭进攻，直捣第40师师部，他显然过于高估了手下的战斗力，因为这时已传来消息说，对方的第40、52、63、108、144、新第21师及一个挺进纵队、一个忠义救国军的人马正自向这边云集，他却不顾一切要以卵击石。军长叶挺，早已名存实亡了。 危急关头，项英竟坐下来开了七个小时的长会，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到后来会开不动了，他又否决了叶挺孤注一掷直下星潭的的方案，而命令改道西南方向——这本是叶挺在六日提出的计划，但战场形势早已改变，采用这一招已为时太晚。叶挺斗不过这位党代表，只好听之任之。到了半夜，这个军的一个团本已攻入星潭，也扔下大好战机，既没有继续进攻也没有建立狙击阵地，掉过头便跟着项英走。 八日，这支人马以后队改作前锋，准备向左近的高岭发动进攻，由于向导带错了路，又退回原地，再次耽误了几个小时——真是所谓祸不单行——等他们找到正路时，高岭正面已被第79师占领。于是项英又改变初衷，下令向西北茂林地区突围。 当天晚上，144师追到附近的高坦，混战之下，被新四军死命抵住。第二天，叶挺亲自带队增援，一个反击便将144师冲了回去。可是这时，项英和他的几个亲信却失踪了，因为有消息说，敌人将在次日清晨发动总攻。这种举动对军心的动摇程度可想而知。 那天下午，由于四面受敌，叶挺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得下令部队向高岭集结，几乎所有的消息都让人沮丧，可能唯一令他感到欣慰的就是第一纵队的两个团已经突出重围，奔往苏南。这时追踪而至的敌人已占据了四周的制高点，将叶挺的部队团团围住。 不久，毛泽东给这支被围人马拍来最后一封为时已晚的电报，让叶挺全权指挥所有部队！叶挺二话不说，带着部队冲过一座小山向北突围，由于星夜赶路，糊里糊涂撞到一个名叫石井坑的盆地中，再次遭到伏击，厮杀了整整一夜，死伤枕藉，叶挺只得退到盆地中略事休整——重重罗网之下，这位老铁军团长也束手无策了。剩下的五千军马都近乎弹尽粮绝，只是凭着求生的本能与强大的对手作战。 第二天，四周的敌军包围上来，将残余的新四军部队封闭在石井坑中，陷于绝地的这些人马正好成为对方大炮俯击的靶子。这时，没头苍蝇般瞎闯了两天的项英一帮人又哭丧着脸回来了，大概他尝试了好几种方法，都没能溜出重围，想想还是大部队保险，所以又摸了回来。这一天，上官云相的各路人马都打得十分顺手，尽管新四军拼死抵抗，但正如第52师战报所说，新四军“以搜自民间窳旧之武器与我军作战，实无彼火力发挥之余地”，被打得大败亏输，又丢了二三十个战术点，军参谋长赵凌波被俘。如此血战到12日下午向晚，眼见得大势已去，项英又换上便衣，领着几个亲信不辞而别，自寻出路去了。 那天晚上，叶挺把剩下来的一千多人分为两路，决心来一次破釜沉舟。子夜时分，被求生欲望支持着的这些人马，纷纷跳出阵地，向外猛冲突围，其中的两个团把突击矛头直指第144师，由于杀红了眼，人人有万夫莫敌之勇，144师当不得，尚未巩固的阵地便被撕开缺口，不久，这群拼命三郎冲进了144师师部，搅了个七零八落——最后好歹有几百人撞出重围，逃到无为一带。 至于叶挺亲自带队的另一路人马，在13日被 108师抵在大康王一线，混战之下，项英的支持者之一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被对方击毙，鏖战到14日，共产党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以党的名义命令叶挺去跟对方谈判，结果是自入虎口，接下来这支人马便被全歼。前后共有七千余人被国民党部队毙伤或俘虏。 项英这一次倒是突出去了，在一个山洞里藏匿到三月份，后来与副参谋长周子昆一起被副官刘厚总杀死。 皖南之战，使中共丧失了一个师左右的人员和包括叶挺在内的一批优秀战术家，是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有案可查的损失最为惨重的一仗——单单日本人是不可能如此重创他们的。中共痛定思痛之后，就引导全国的舆论矛盾统统指向蒋中正，弄得他无法下台，到头来只好发表一通讲话，表示这次事件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纯为“整饬军纪”。对于接下来中共重建新四军军部的行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从他自己的花名册中勾去了新四军的番号，这样一来，新四军就真的成了共产党的直系部队，再也不用听从蒋中正的调遣了。 1月21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陈毅和张云逸为新四军代理正副军长，28日，新的军部便在江苏盐城重建起来，长江以北的皖中、苏北等根据地内所有新四军九万多人重行整编为七个师又一个独立旅，由粟裕、张云逸、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分别担任各师师长。由于长江以南中共的势力已丧失殆尽，所以今后他们只能依靠这几员猛将继续在江北发展。 对皖南之战感到欣喜的只有汪兆铭和他的日本主子。但是，国共磨擦的确还没到让“南京和东京”高兴得“在马路上跳起舞来”的地步。 1941年中日正规军之间的首次交锋是一月下旬开始的豫南战役。这一年日本人由第十一军策动的各次战役，从其战略企图本身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目标，多半只是实施那种压制性的作战，以减缓华北日军的压力，并且依靠这种凭藉装备优势进行的攻势消耗国民军的战斗实力。但是，一方面国民军处于守势，就有多种手段可以用来抵御敌人，另一方面，用这种压制方法去消耗国民军的实力，其结果也势必消耗了日本人自己——到这一年年底，一共与国民军进行了五次会战，日军损失超过了十二万人（包括毙伤俘在内），加上根据地方面的战果，日军在这一年又损失了差不多十五万人，这样一来，到1941年底长沙战役时止，日军的损伤总计已过百万，战死者达三分之一以上。 豫南战役把汤恩伯打得大败，这位反共干将便干脆移师东向，跟安徽方面的新四军大打出手，拚了个两败俱伤。新四军在这一方面处于劣势，也就向更东面发展势力，把刚刚投降日本人的光头李长江杀了个片甲不留。 中条山战役被日本人呼为中原会战，在1941年日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一共进行了十一次规模不同的大大小小战役，前十次均以国民军打退敌人的进攻而告终，为了解去陇海路上这根威胁的绳索，敌人第一军集中了好几个师团来了一次总攻，与前十次徒劳无功的结局不同，这一次他们把卫立煌赶出了中条山区，结果国民军在黄河以北的最后一块“蒋系”地盘宣告沦陷。 整个上半年集中在上述地区进行的各次战役，总的看来是日本人稍占上风，但是苦于兵力不足，所以除了中条山战役使他们略为宽心之外，他们的烦恼依然有增无减。　 1月20日，日军忽然在鄂中向国民军江汉防线上的荆门、钟祥等地发动佯攻，把去年江汉会战的惊弓之鸟吓了一跳，李宗仁又胡乱判断，不知日军是何居心，只好一面给进攻正面的守军添兵加将，一面注意事态发展。 日军果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趁李宗仁视力南注之际，24日夜，第11军派出第3师团向信阳以北的国民军阵地发动袭击，并向泌阳一线猛攻，不过这里的守军倒非泛泛之辈，先是在信阳外围抵住敌人，而后又接接抵抗，边打边撤，结果就使第师团直落泌阳围歼国民军于泌阳以南的企图破产。 25日，11军正式向第五战区发动攻势，由信阳、罗山两处，兵分三路——第3师团指向泌阳、第17师团沿平汉路北上，第40师团由罗山向上指向汝南：这种三路并进的架式，是要用来扫荡由于国民军东调加强防御新四军而渐形空虚的第五战区豫南方面的主力，但是，与去年不同的是，第五战区现在拥有一位以避战出名的汤恩伯将军（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此时转隶于第一战区，位于豫皖边界），他不仅让日本人的企图几乎全部破产，也让自己的部队失去了一次重演台儿庄大捷的机会。 到26日，根据李宗仁的判断，第五战区命令各部回避主力决战，敌人进攻正面的第31集团军于是乎纷纷以放弃阵地为已任，如此一来，西面日军一下子攻进了泌阳，东路敌人杀到汝南以南25公里处，中路已占据确山车站。 对于第31集团军如此“避战”感到怵目惊心的军委会无法接受这一事实，马上命令不得继续“避”，同时让驻扎在安徽东部的第85军向上蔡一线、驻扎在舞阳附近的第13军向象河一线移动，形成攻击敌人侧翼的有利态势，结果到了第二天，日军的挺进速度果然大形减慢，不过他们还是占据了汝南-驻马店-沙河一线。 27日，由信阳败退到泌阳以西的第68军重整旗鼓，跟随日军第3师团一路追杀上来，第13军则由舞阳向象河进攻，顿时象夹肉面包一样把第3师团夹在象河以北，动弹不得；同时第2集团军由南阳派出一个第55军向唐河进攻，以斩断第3师团的退路，如此鏖战到29日，第13军与第68军的夹击之势已日益明显，象河以北小史店一线两军对战十分激烈——左翼日军开始陷入包围。这一天，由汝南继续向北出击的第40师团在上蔡以南遭到第85军的进攻，不得不暂停攻势，来应付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由于这次战役是一种扫荡性质的作战，日军所携带的粮弹均不足以应付一场持久战，所以为了解救东西两线人马的危机，第17师团只好一掰为二：一路往东援手第40师团，在将第85军击退后停顿下来，另一路则向北猛冲到西平，向舞阳一线迂回进攻，要对第13军来个反包围。 尽管这时第85军已自拉到郾城一线，对17师团有侧击的优良态势，却有悖情理地悬军于这一线，听任敌人第17师团向西进攻，第13军见后院火起，也顾不得夹击第3师团，掉头便向北撤走，第3师团缓过气来，第17师团合兵一处，又把第68军打得人仰马翻，败退下去。这时，日军的这两个师团合计，要以一次钳形攻势回马夹击南阳与信阳之间的国民军。于是这两个师团便掉头南下，与汤恩伯的两个军脱离接触，到2月4日，第3师团攻占了南阳，第17师团则由泌阳一线南下，是这一带的国民军早已撤走，夹击顿成画饼。 2月7日，冈村宁茨又一次宣布战役目的已经达到，标志是他的三个师团已经撤回出发阵地。 豫南战役，汤恩伯和孙连仲两个集团军对敌人三个半师团（在这三个师团中补充了其它一些部队）的人马，说起来人数相当，结果打成一个平局，倒也堪称侥幸，但是汤恩伯这个兔子精每每热衷于打了就跑的战术，便在舞阳和西平之间放弃了一次大好的歼敌机会。本来如果由第85军由郾城南下而第13军与第68军全力合击第3师团的话，日军的损失就远远不止一万人了。 一月底，正值中日两军在平汉路上激烈交战之时，豫皖苏根据地方面的新四军第4师却突然向败退西奔的国民军发动了进攻，总的说来，彭雪枫的这一举动多半是为了给死在皖南的弟兄们报仇，再加上年初豫南战役以前汤恩伯等部被大批调往豫皖苏边区，大有猛击新四军之势，因此在彭雪枫心中，“顽军”早已成了头号敌人，尽管毛泽东曾来电告诫他不要去“打顽”而要协助那些“顽军”守住豫南，但是这些告诫都被当成了耳边风——彭雪枫依旧挥戈西向。由于日军大敌当前，第85军等部纷纷西调迎战，所以第4师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到2月7日豫南战役结束之际，这个师已经冲到张村铺-阚疃集-江口集一线，形成一个凹向西面的大口。 认定彭雪枫是在趁火打劫，这就大大激怒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他马上把汤恩伯等人的部队调往这一线反击。2月14日涡河以北的第92军等部开始向下进攻，而汤恩伯则将人马拉到太和一线，向这张大口猛击一拳——整个安徽西北平原上分散广泛的第4师如何招架得住，顿时败退下来。靠了游击战的经验，这些人马东奔西走，一直退往安徽东北地区——这般支撑到五月份，已自伤亡了四千余人，涡河以南新开辟的地区完全丧失，非但如此，还丢掉了原来豫皖苏根据地一多半。 年初，日本人在苏北招降苏鲁战区第4游击纵队司令“光头”李长江，2月13日，光头李果然率领手下八个支队向日军投降。这一下惹火了陈毅，他马上下令发动“讨逆”战役。2月19日，新四军第1师由海安出动向西进攻，不久便冲进姜堰城，把这里的守军扫得天花乱坠，粟裕马不停蹄继续冲向李长江的老巢泰州，在陆家庄一带又击溃了一支两千人马的伪军之后， 于第二天杀入泰州，李长江手下有两个支队投降，李长江本人从未胜过新四军，粟裕又素来骁勇，他就越发不是对手，当下慌慌张张奔出城来，检点手下，只剩下几百号人枪，还未等他回过当汉奸的滋味，又被预先在城外设伏的新四军杀了个措手不及，在他最后领了几个人逃到日本人那里时，他的部队已全军覆没，有五千多人成了俘虏，泰州亦被对手夺占。讨李大捷，从心理上填补了在豫皖边区的失利，新四军从此声振华中。 第十一次中条山战役的策划，是敌人第一军在接到由华中地区调来的两个师团的援兵后图谋的。这回日本人下决心要铲除国民军在山西南部的这块兵营，所以不惜工本调集了六个师团外加两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兵力，总计十六、七万人，去攻打守军的十个军共二十三个师不足十四万人，这是日军少有的几次以多击少的战役之一：一方面中条山区地势崎岖，易于防守，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日本人占领黄河以北全部区的苦心孤诣。 自四月中旬不断以150毫米榴弹炮轰击守军之后，5月7日，日军轰炸机飞临中条山上空，把这里炸得土石横飞，接下来便是十数万日军的大举进攻。首当其冲的就是第80军孔令恂部，那天下午，敌人第37师团与伪军一个师的人马靠了强大炮火的掩护对驻扎在中条山西部的这个军发起猛攻，一个小时之后，作为合围守军计划的另一支攻势，日军第35师团与第21师团在东侧打响，进攻对象是裴昌会的第9军，到当天日落时分，又有第36师团、第41师团、第33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9、第16旅团分成两路在中条山北侧发动进攻。这种四路合击的姿式，是要以天险黄河作为砧板，把守卫中条山的十余万国民军合围起来，一举全歼。 卫立煌作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对于中条山和重要性当然一清二楚，因此他着手防卫这道山脉，但正如他后来抱怨的那样，“各方面均感防广兵单”，为了凭借手里的这些人马守住这条绵宕的山脉，他决心依靠频繁地机动兵力——然而，在敌人四面围攻的情形之下，从任何一方面抽调兵力去支援另一方面都显得困难重重，更何况这些机动的兵力又必须在敌人的飞机轰炸下翻山越岭地前进，加之南面一条黄河横拦去路，卫立煌就无法如南方各次会战那般，以退为进，“诱敌深入”，再回马一击了。国民军惯用的制胜战术失去了用武之地，将领们用兵又过于墨守成规，中条山会战就注定要成为一次死板的防御战——在这种前提下，卫立煌首先就失去了主动，也就注定了他要吃一个空前的败仗。 7日那天，敌人由东侧进攻的人马分成三路，分别进攻招贤集、济源等地的国民军第9军，一顿猛攻之下，左右策应，守军便招架不住，先是丁树本的游击纵队被击退到孟县附近，接着伍升荣的游击纵队也吃了败仗，退到沁河南岸，只有这个军的正规部队第54师在济源外围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不久，日军开始沿沁河强渡，裴昌会调去新编第24师增援游击纵队，好歹在留村一带站稳了脚跟，将日军的强渡压制下去。第二天，日军猛攻丁树本支队，一方面从这边调出人马向北迂回，同时沁河北岸日军再次强渡，如此夹击之下，新第24师首先顶不住了，晚些时候，第54师也因为南翼受到日军迅速增长的威胁而摇摇欲坠，自行放弃了阵地。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个军的三个正规师因为抵敌不住日军的进攻，先后放弃了好几道防线，包括“愚公移山”故事中有名的王屋山——到12日，这三个师丢盔撂甲，纷纷南渡黄河：据说是奉卫立煌之命去保护南岸的河防——隶属于第9军的几个游击纵队则重操旧业，在四面山中游击敌军。这次南渡的后果，对于整个中条山会战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正是因为如此，日军才得以凭东路得胜之师的长驱直入引导西线日军顺利发展，同时黄河北岸各渡口也先后被攻入的敌人封锁，致使下一阶段战事失利之后守军无法由黄河南渡。 再说在中条山西部，日军第37师团于攻势完全展开后，就将主要势头指向第80军与第3军唐淮源部的接合处，到当天晚上，已自将这两个军冲断为互不照应的两截。 8日，鉴于右翼已被突破，有遭到敌人迂回的危险，这一面的新编第27师便向后收缩，退守二线阵地，拂晓之前，日军又对这个师与位于中央的第165师接合部发动打击，在几个高地上来回争夺，结果是日军的火力与毒气占了上风，又在这里撕开缺口，守军只得再向后退，其间有许多敌人的便衣队趁乱钻入，幸亏河北民军乔明礼部向这里驰援，途中击溃了好几个便衣队，并将突破上述接合部的敌人挡了一下，守军总算重新联成一条战线，但是，日军攻势正旺，根本不在乎这一下子，不久，这一线就集结了一万多人，又有飞机毒气了得，猛击之下，国民军除了节节抵抗之外别无他法。那天入夜，河北民军靠了打埋伏，在一个名为长权村的地方全歼敌人一股骑兵，好歹胜了一小场。 9日，敌人以一个联队的兵力进攻王竣的新编第27师，王竣和他参谋长一起中炮阵亡，残余人马坚持到第三天，总算未被击溃，还以几次反击将敌人打得大败，但是，第80军的实力经此一番恶战，已自损伤不轻，同时卫立煌又总是认为黄河南岸防御空虚，于是又将这个军打发过黄河，让乔明礼领着他的民军去山中打游击。 整个战役的重心，在曾万钟的第5集团军和刘茂恩的第14集团军方面展开。这两个集团军沿中条山北麓依山脊摆开，共有八个军，十余万人马。 7日下午，敌人第41师团和独立混成第9旅团由绛县、翼城等地出动，进攻中条山西北侧的第14集团军，这个集团军的一线部队为赵世玲的第43军，原本由第二战区的一支游击纵队“升级”而成，并无多少阵地战经验，虽然竭力苦守，也只是抵敌不住，到8日，日军已经占领垣曲，由此处将中条山上的国民军一下割为两段，各自为战去了。 9日，这支日军在垣曲兵分两路，分别向东西两翼去会合其它进攻部队，以围歼被他们分割开来的两个集团军。 东面的第14集团军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危险是在10日，那时他们所在山地以南的黄河渡口大半已被敌人占领或封锁，由河南岸输入的补给线路也被截断，同时，由北面冲杀过来的敌人第33师团也不断以凶狠的攻击时刻威胁着14集团军——尽管敌人的这个师团打得一点也不顺手，迄今尚未突破第98军的防线。 到第二天，日军增援源源赶到，全线猛攻刘茂恩的防御阵地，12日，由东路冲来的敌军已经攻克了邵源，从而在南面封住了第14集团军。作为回敬，第98军和第10师在董封附近击溃了敌人突入防线的一个大队。 眼见得情形日益严重，刘茂恩决定撤离这一危险地域，以第93军的两个师掩护集团军主力向北突围，不久中日两军便在这里形成混战局面，由于国民军各部队均处于孤立状态，相互支援多半被切断，因此打得十分狼狈，第98军和第15军等被围部队从南到北折腾了好几回，与日军连续进行遭遇战，好歹有不少人马突出重围，或趁乱南渡黄河，或北上游击。这个集团军为此折损了两万多人。 至于曾万钟的第5集团军，在7日独自迎战由闻喜、夏县杀来的敌人两个师团，即第36和第37师团，次日，在击退了这个集团军的几次反攻之后，日军已经切断了第5集团军与第80军之间的联系，而第3军为了努力恢复联系，在四交村等地向敌人猛烈反击，初期颇有进展，但不久敌人调上来大批援军，使得这次反击演变成一次撤退，9日那天，总算接到卫立煌的指令，第5集团军开始进行旨在脱离敌人合围的战斗。但是卫立煌的命令是“以团为单位”突围，因此分散了兵力，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机会，到10日，这个集团军的各路突围人马都被敌人顽强阻击，当天已有两个团长阵亡。 12日，第3军的突围之战空前惨烈，先是军长唐淮源“以保卫中条山职志未遂”，举枪自尽，接着这个军的第12师因为被敌人狙击，死伤大半，厮杀到第二天，师长寸性奇阵亡。 到16日，除了奉命留在中条山上打游击的部队之外，这个集团军已自打破敌人的合围企图，在敌人封闭合围圈之前冲杀出去，逃之夭夭。隶属于第5集团军的三个军，加上孔令恂的第80军，损伤达两三万人，包括战败投降敌人的第34师师长公秉潘所率部队。 这样，加上裴昌会第9军的伤亡，中条山国民军一共损失了约莫五、六万人，日军的相应数字约为不到两万人。从中日战争爆发以来，国民军从来没有哪一仗打得如此丢人现眼，在这一点上，过去史学家们指斥中条山国民军防共多于防日方才导致会战失利，看来倒是切中了战役失败的一个主观因素。不过总起来说，失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在开始我们提及的以外，日军胡乱使用毒气和一线阵地配置一些战斗力不强的诸如游击纵队之类的人马，也多少影响了战局。 日本人自从1939年对江西北部（南昌战役）和湖南北部（第一次长沙会战）进行了两次压制作战之后，由于江汉会战以及这以后因为占领地区陡增而不得不稀释兵力密度等缘故，让第九战区的人马过了一年安生日子。但是，在上一年，根据地部队突然之间对华北日军的生命线和厂矿设施实施了断然出击，结果使东京参谋本部着实大吃了一惊，因为连第一线的华北方面军也拿不准，“共军此种企图，在今后长时期内是否还会断然进行，或者根据兵力的扩大而采取某些新的作战方式”。 在这种迷迷糊糊的情绪支持下，日本人开始调整兵力部署，要求第十一军司令冈村宁茨抽出一个第33师团北调去充实华北方面军，冈村宁茨对此大为不满，于是便策划一次新的攻势来压制第九战区，以使第33师团北调之后国民军不致敢于主动出击，加上有消息说要他卸任第11军司令而去华北节度华北方面军，因此他就更有理由在去职以前打个大胜仗给他的上司和西方那些喜欢指指点点的新闻记者们瞧瞧。 大概是吸取了第一次进攻长沙功亏一篑的教训，冈村宁茨这回决心以一个美妙的三路合击来击溃赣北的第九战区部队，首先奠定左翼的胜利基础，免得以后进攻长沙又陷于孤军深入的险地。从三月初开始，他就把部队往出发阵地调动：第33师团调到安义，第34师团调往南昌城西，独立混成第 2旅团调到夏口，三支部队加起来约莫有五、六万人——冈村宁茨的战略意图很明显，是要以这种三管齐下的攻势由东而西彻底摧垮国民军的抵抗，向湖南和江西边界发展。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却并未如他所料那般一帆风顺，特别是当第33师团自作主张回调之后，它的姊妹第34师团就险些在上高地区被国民军全歼。根据有案可查的战例，日军已是第五次陷入被国民军合围的窘境了（另四次是平型关、台儿庄、兰封和万家岭战役）。 根据情报判断，江西北部第九战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把他的第19集团军由潦河到赣江之间一字排开，第70军展开于靖安-奉新-大城-市汊街公路沿线， 衔接由市汊街-梁家渡-罗舍渡一线防戌锦江的第49军，在这条绵延达六十多公里长的防线之后，以第74军面向防线纵向配置于高安到上高之间，第72军作为战略预备队掌握于西北方面。如此分派兵力，极易被在火力上占有优势的敌军集中突破，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若是日军三路合击的企图得逞，战役结局就很可能不象后来那样成为1941年国民军的首次胜利了。 3月15日，敌人第33师团先行由安义出动，直扑奉新，北调之前，个个精神抖擞，上阵一顿猛冲，这里的守军便招架不住，当天就丢了奉新，败往上富。日军在后穷追不舍，势不可当，国民军第70军的预备第9师和第19师依托沿路山岭也没能遏住敌人的进攻势头，到18日，上富又被打破。守军正在焦头烂额之际，第33师团却因为要调往华北，自认为右翼国民军已做鸟兽散，久占上富已属不必，因此也不招呼一声，拉着队伍循来路又撤了回去。可是他们却没有料到，第70军虽然败退得快，实力却多半得以保存，另外在铜鼓附近，罗卓英还控制着一个原封未动的第72军，准备在晚些时候用来夹击他们。因此，与第一次长沙战役的情形相类似，日军的三路合击计划已损失了一个三分之一。 与北路敌军相应地，独立混成第2旅团也于15日在南路发动助攻，由夏口一线强渡锦江，在击退了第49军的反击之后，已自冲到锦江南岸，于第二天攻入曲江，但是这个旅团不顾自己实力，硬生生分成三个叉子，一路向西北指向灰埠，一路向西南指向清江，一路向东南指向丰城，如此一来，向北合击的那支叉子就不免柔软无力，在灰埠一线被第74军的人马抵住，进展不得，同时进攻丰城的的部队也打得一塌糊涂，往南进攻清江的那一支最惨：在19日准备渡过赣江去偷袭清江的时候，被守军沿河阻击，死伤惨重，许多人马溺死江心，终于败退回去。由于在灰埠的进攻又被国民军抑制住，因此日军三路合击的另一个三分之一也就化为泡影。 3月16日，在南北两路发动助攻后一天，敌人第34师团作为主要突击部队，由中路沿锦江向西攻击前进，在优势的空中支援之下，迅速击退这里的守军，第三天就攻入高安，并继续向西边的上高一带猛冲。 审时度势，认识到现在上高一线的有利情形，罗卓英于是严令王耀武的第74军在上高外围堵住敌人的攻势，并开始由铜鼓和上富一带，向下运动第70军和第72军，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依托锦江，成一个类似于台儿庄战役的合围圈。考虑到北路敌军已不见踪影，因此他就“决先解决锦河南岸之敌”。按照他的吩咐，刚刚在清江、泉港一线获胜的第49军开始收拢兵力，由清江向北反击灰埠附近的敌人独立混成第 2旅团，20日，日军从灰埠出击，遭到第49军截杀，死伤一千多人，已自抵敌不住国民军的反攻。 在中路，第34师团已于19日开始向上高外围阵地发动冲击。因有严令在身，加上王耀武也称得上是一员猛将，所以尽管敌人使用了包括飞机、坦克和毒气在内的所有厉害武器，第74军依旧拚死抵挡，不肯退缩，敌人进展十分缓慢，几乎已经到了无法推进的地步。20日晚上，被第49军打得丢盔撂甲的独立混成第2旅团的一个大队，乘着夜暗由灰埠溜过北岸，加入了第34师团——这个大队本意是用以进攻灰埠，由锦江南岸合击第74军，却被第49军杀得无力招架，只好加入大部队作战。 21日，由于与锦江南岸这支日军会合，第34师团自觉实力大增，不免气壮如虎，根本不考虑悬军深入的恶劣环境，固执地要以武器优势直贯上高，因此靠了三十多架轰炸机掩护，集中兵力猛烈突击上高外围泗溪阵地，第74军也当仁不让，一场硬碰硬较量的结果，是防守阵地依然掌握在国民军手中。 这般厮杀到第三天，即23日，日军的攻势迟滞下来，加之从上富南调的第70军已经以一个师包抄到上高外围的官桥街，敌人右翼的压力便大大增强，接着，第70军的另一个师也冲到杨公圩一线，横拦住第34师团的后路，并与锦江南岸和第49军部队衔接；而由铜鼓南下的第72军也进抵高安西北水口圩一带，这样，敌人的第34师团，便被国民军合围于锦江北岸棠浦-高安-杨公圩之间的梨状包围圈内。为了辅助这一合围战， 第49军在赣江两岸的两个师一番猛攻，将独立混成第2旅团的南路大队撵杀到锦江北岸的高安，第78军由武宁向南进攻奉新外围的敌军，在棺材脑等地小有进展——这般多路出击之下，日军便难以招架得住。 此时正在武汉的第十一军司令部内等候捷报的冈村宁茨，却突然收到第34师团在上高被合围的灰心消息，顿时凉了半截，情急之下，他立即命令刚回到奉新的第33师团后队两千多人改为前队，回头先行增援上高，大队人马随后跟进，另外命令败退到高安的那个大队沿锦江西援。 针对冈村宁茨的突围计划，罗卓英马上让锦江南岸第49军的三个师全部北渡，截杀独立混成第2旅团和第34师团的败兵，另以第70军拦击第33师团的援军。 第33师团救人心切，一路劈杀，由于第70军赶来太晚，被敌人不费什么力气就冲到棠浦，撕开国民军防线，与第34师团会合成功。 26日，为了不使敌人脱逃，第74军与第72军开始在上高战线上发动全面反攻，日军则向北向东分两路突围，向东的一支被四十九军当头拦住，杀得大败亏输，好不容易撞开一条血路，拚死奔往南昌，第49军在后穷追不舍，直达南昌城外；向北的一支敌军靠了第33师团掩护，情形稍好一些，但也因遭到第70军的尾击，死伤惨重。到月底，包围圈内的残余日军已被全歼。 四月初，第70军攻克奉新，所有东奔日军均处于被击溃状态。前后日军共计伤亡达两万多人。上高会战，成为赣北战场国民军所赢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在中国传统武术中，认为对于弱小的对手 ，应该“正中直进”，强力猛取，反之，如果对方人高马大不可力敌，那就得“踩边门”，从两侧发起进击——这些理论源自古代的阴阳学说，事实上，用兵的道理也与之相符，《三十六计·围魏救赵》便说： “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 在中日战争中，日本人多半靠“正中直进”取胜，而国民军则更喜欢用后一种打法，总的说来，后发制人，即“敌阴”的战术，运用起来是要比“敌阳”灵活，但是日本人在装备上占的优势要远远大于国民军，所以1939年以后的中国战场，形势就显得相当复杂，我们很难说中日双方在战术运用方面究竟哪个占了上风，不过，在1941年的第二次长沙战役中，国民军“踩边门”的天机泄露，结果被原本爱好“正中直进”的日军改换打法，重创了一次。 虽然1939年对长沙进攻无功而返，但日本人一直没有放弃占领长沙的企图，上高会战便是这种企图的一个侧影：因为如果占领了这一地区，不说别的好处，单是控制了南部中国的两条交通枢纽，浙赣铁路和粤汉铁路，对于日后可能跟英美开战的日本人来说，就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上高会战把冈村宁茨打得灰溜溜地，带着第33师团去华北方面军述职，将一口恶气都出在中条山的卫立煌身上；这边他的后任阿南惟几中将接过第11军的烂摊子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策划对长沙发动又一次攻势。他的作战计划的草稿是直接从东京参谋本部带来的，所以代表了陆军界力求“一举解决事变”的雄心，可是不巧得很，因为德国人突然向苏联开战，日本人南下攻掠英美殖民地的原定计划便被打乱，在高层人物之间又形成北上夹击苏联论点的高潮，对长沙的攻击计划也差一点为之搁浅。 如同所有第一次到中国战场任职的日本将领一样，阿南惟几一面对现实就不免觉得上司完全生活在空想中，因为中国的局面绝不象那些乐观主义者们宣扬的一般正在明朗化，反而相当严重。认识到这一点，他就向东京苦苦请求，总算被批准在近期内再度攻击长沙，但参谋本部的指示是原计划必须修改，即把目标变更为对第九战区部队的打击，而不得拘泥于长沙一点——由于这条指示，日本人第二次进攻长沙就又演变为压制性的作战，没有什么更高明的战略意图；并且当他们占领长沙之后，随手又放弃了。当年底东京终于决心向华盛顿挑战时，阿南惟几就不得不为夺占长沙再次挥戈南下，但那时情形已自不同，第11军又一次被第九战区装进了口袋。 总结了第一次进攻长沙的经验教训，这次日本人决定不再从江西北部和湖北南部发动助攻，而是要集中全力由湘北直冲长沙，以拥有优势装备的强大兵力，彻底压垮国民军的抵抗。为此，阿南惟几把第3、第6、第4、第40师团的全部和第13、第33师团的各一个支队第33师团主力北调后尚留有一个[荒木]支队以及独立混成第14、第18旅团共计十五万人的庞大兵力都使用上，让它们并列于洞庭湖以东的狭窄正面上，要以密集的突击来冲破守军的防线。为了隐瞒战役企图，阿南惟几命令第六师团首先向临湘以南的大云山地区发动一次攻势，同时也可以方便由湖北南部调来的第40师团顺利展开。 9月7日，第6师团从临湘以南兵分两路，开始进击大云山，出于志在必得的前提，所以日本人一上场就大量使用毒气，顿时将守军击溃，占领了这一地区的大部分要点，包括大云山。 与第6师团判断的前方不会出现国民军主力的想法正相反，国民军已经由新墙河防线调来大批援军，开始向大云山反攻，因此在第6师团向自己的出发阵地移动以便将被占领的地区转交给第40师团不久，国民军就已冲到桃林以南，打头的新编第10师恰恰迎面拦住兴冲冲赶来接防的敌人第40师团，大杀一场，第40师团靠了大炮坦克，杀开一条血路，向新墙河以北规定给他们的出击阵地推进，不料左翼又冲出国民军的第59师，侧击之下，日军死伤枕藉，没过多久，国民军已经在这一线排开了四个师的人马，将第40师团阻击于狭窄的山间通道上。 11日，国民军收复大云山。这期间，卢汉的第一集团军在江西北部发起助攻，攻克了安义附近的宋埠，同时，“湘鄂赣边挺进军”也在湖北南部大肆破击日军交通和电讯设施。 鏖战至13日，眼见得第40师团打得一塌糊涂，阿南惟几便将荒木支队调往这一线增援，仍然被守军挡住。万般无奈之中，第40师团只好留下荒木支队在这一线与国民军缠斗，自己向西移动，准备下面对国民军新墙河防线的总攻。 但是，薛岳显然没有把敌人可能发动的进攻放在心上，反而将日军在大云山的作战视为强弩之末，所以居然没有采取措施给新墙河防线添兵加将——这一线欧震的第4军，三个师中有两个参加了大云山之战，伤亡自不必说，甚至连休整的时间都没有，面对敌人四个半师团的强攻，其后果可想而知。 9月18日拂晓，正好是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两周年之际，阿南惟几一声令下，新墙河北岸准备就绪的敌人四个半师团便集中所有大炮，猛轰新墙河北岸守军阵地，接着便靠了飞机掩护，十余万大军开始向守军阵地轮番冲杀过来，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第4军就没能如上次战役那般坚守多日，而是迅速土崩瓦解，大败而走，日军一下子便抢过河来。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把他剩下的两个军又逐一投入，力图在新墙河与汩罗江之间建立一道新防线，其所以如此，是因为： “此时战区指挥所有两个分歧的意见：一个意见认为只有死守，才能争取时间，不能一战即退。 另一个意见认为只有按计划进行逐次抵抗，才能争取时间，保存力量，有利于尔后的决战。结果是照前一个意见执行，不到三天，守军就被日军打垮下来。”（赵子立：《记抗日战争中四次长沙会战》） 到19日，敌人先头部队已冲到汩罗江一线，薛岳这才开始后悔采纳了“前一个意见”，他从惊惶失措的情绪中清醒过来，好歹发出一道命令，让第37军、第99军在汩罗江南岸抵住敌人的进攻，而在新墙河一线被击溃的部队则重新集结，尾击敌军，同时，他命令从江西调来上高会战的英雄，王耀武的第74军守卫长沙；又命令第26军军长肖之楚带领第44师和军部直属战队先行推进到金井一线，准备从侧面攻击强渡汩罗江的敌人。但是，后面这两道命令虽是由密码发出，却被日军破译。 被中国军队适时转入外线作战的计划吓了一大跳，阿南惟几不免暗自庆幸，马上改变原定作战方案，也不顾平野支队在洞庭湖南岸登陆成功这一十足威胁长沙的举动，决定将部队集中到汩罗江南岸平江至浏阳这条被国民军定为内外线作战的分界线上，要抢先把蒙在鼓里至今还自以为拥有外线作战优势的国民军一举干掉。本来薛岳的作战计划几乎可以毫无疑问地让日本人再次陷入第一次长沙战役中的那种窘境，可是由于密码被破译，不仅围歼日军的企图落空，还差点把好几个军的人马送入虎口。 首先遭到情报战打击的便是第26军和第37军。阿南惟几把原来准备沿湘江向下进攻的两个师团都调往汩罗江一线，于22日开始强渡汩罗江，猛击第37军的防线，同时以两个师团（第6、 第40师团）在渡江之后从东边的山地之中迂回进攻，顿时将第26军包围起来，打得不可开交，李玉堂带着他的第10军急三四赶来解围，又被敌人打了个马失前蹄，在福临铺等地被抢了先手的日军击溃。 24日，眼见得前线打得糟糕透顶，薛岳把司令部也搬出了长沙。就在这一天，第37军也被敌人的包抄打乱了阵脚，弃守汩罗江以南防线，第二天，第26军也抵敌不过，开始向四周突围；第三天，第10军全线溃退，长沙以北的战局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根据破译的电文，阿南惟几拒绝了第6师团占领平江的要求， 而命令他们与第40师团立即追击溃退的国民军，迅速突破长沙城北的捞刀河，消灭奉调赶来抢险的第74军。此时，第九战区在关键的战术方面又发生了争执， “一个意见要将七十九军守长沙和捞刀河下游，重点保持于长沙，将七十四军使用于捞刀河上游，重点保持于沙市街。一个意见认为那是要命的意见，必须按照作战计划‘争取外翼’侧击日军，将七十四军停止于浏阳地区，日军南进，我军西击正好打上日军的侧背。如七十四军拉到沙市街，则是我军西进，日军南击，正好打上七十四军的侧背……但结果仍是认为保长沙要紧，坚决执行前一意见。”（赵子立：《记抗日战争中四次长沙会战》） 姑且不论日军是否破译了密码，可笑的是，后面一种如此精确而又简单的战术意见竟被否决，无疑又是那种要命的“自尊心”在作怪——必须守住长沙，才能不丢第九战区的脸！后来军事委员会居然还有脸枪毙第58师师长廖奇龄，只不过他给第九战区丢了脸——不“踩边门”，面对强大的敌人，国民军就注定了要失利。 26日， 第74军人困马乏地赶到长沙以北， 适逢敌人突破捞刀河，王耀武便想利用自己这个军的战斗力，打一场进攻战来迟滞敌人，可是，由于在上高会战中遭受了严重损伤，已见得这个军的战斗力大不如前，何况他的三个师要对付敌人三个整师团（相当于国民军三个整编军的人数）——最后最关键的一点：他的动向早已由薛岳的电报泄露给了敌人。 结果这支经过长途跋涉而来的生力军便不顾疲劳向前进攻，不久就和敌人第3、第4、第6三个师团交上了火。第58师上阵匆匆，又不知道右翼的第26军早已崩溃，一下子就被敌人“打上”了侧背，顿时招架不住。第51师和第57师不久也抵敌不过，向后败退，连王耀武所在的军部亦被敌人袭击，王耀武仅以身免。 到27日夜里，由于有被敌人包抄的危险，第74军全线后撤，放开长沙正面，其它部队则更是泥菩萨过河，第79军夏楚中部在长沙外围略事抵抗，也向后败走，第二天，日军占领长沙， 随后第3师团继续向南追击，在29日杀进株洲。日军正自得意，30日那天却传来第六战区大举反攻宜昌的消息，本意就不在攻城掠地，因此阿南惟几命令在湘北的各路人马回援宜昌，结果反而遭到第九战区残兵败将的追杀，死伤了不少人马， 到10月9日这些部队全部退回到新墙河北岸时，已经伤亡了两万余人，第九战区的伤亡被俘人数则高达七万人，是敌人的350%，这一伤亡率比中条山战役还高——所不同的是日本人这回没有把他们好不容易夺下来的长沙和株洲据为已有，而是随随便便地扔掉了。 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的行动本身并不具备任何意义，从理论上应称为围魏救赵，纯属替薛岳的第九战区解围，但是由于发动的时机太晚，于是连解围的意义也属不必，不过骑上了虎背，要下来便不容易。从30日开始进攻，先是打退了宜昌以北的敌人第39师团，随后向驻守宜昌的第13师团直属部队和它的第103旅团（这个师团的另一个[第26]旅团编为一个支队参加了湘北会战）发动进攻。 反攻之初，由于国民军拥有近十万人的庞大兵力，所以在野战中很讨便宜，不久就将日军压迫进了宜昌城，但在接下来的攻坚战中，优势顿时失去， 一直进攻到10月9日，也只突破宜昌东北一角，那天晚上，眼见得手下兵马如云却奈何不了敌人两三个联队据守的宜昌城，陈诚不免怒发冲冠，集中了三个师的兵力由突破口向城内密集突击，日军不顾死伤，与国民军逐屋巷战。一直进攻到第13师团司令部门口的第9师， 却偏偏在这时候疲软下来，本来已准备自杀的敌人师团长内山英太郎急忙抓住这一战机，用毒气向外反击，国民军再衰三竭，竟被敌人的拚命一击赶出城来。到11日，一方面敌人两个半师团已赶到宜昌附近，另一方面军事委员会也来电要求停止攻击，陈诚虽然愤怒，也只好勒兵而回。第二次长沙会战也因此落下帷幕。 如前文所述，在1941年，根据地的情形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严重，尤其在华北，自从百团大战这一高峰过去之后，遭到重大损失的军队不得不停止大规模出击，又回到1940年以前的那种状态。由于日本人开始全力转向华北，以前所未有的耐心在这里反复进行扫荡、蚕食和封锁，因此许多游击战经验不够丰富的小根据地纷纷垮台，那些创建时间较久的大根据地也被压缩了面积，并因为反击敌人的扫荡而损失了大量军队，从这一年开始，根据地就走下坡路，一直走到1943年。 三月底，华北方面军开展了首次“治安强化运动”，目标是： 1.培养和加强区、乡、村的自治自卫力量。 2.加强扩大民众组织。 3.剿灭扰乱治安分子。 到四月初这次运动结束之后，华北方面军满意地看到，这次运动“唤起了广大民众的自觉和热情，从而展开了前所未见的军、政、会、民，同心合力的民众运动。”（《华北治安战》） 这一评语当然大有水份，因为它描述的多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表象，但是同样不应忽视的是，正是由于这一运动的出现，日军占领区的“治安”，倒的确是比从前有了非常大的改观。这样一来，也给根据地的地下工作带来了很大麻烦。 在占领区内开展治安强化运动的同时，日军开始在一些地方制造无人区，以减少根据地军队的活动空间，然后继续以“囚笼”式交通线和据点来围困根据地，并且还用挖封锁沟的新方式来进行封锁。接着，日军的大扫荡战便开始了。 与1939年的扫荡一样，日军将首次打击置于冀中平原方面，取得了比1939年更为成功的战果，到7月份，河北中部和东部地区的根据地已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人员伤亡超过半数，结果， “由于我对敌此种行动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和反蚕食斗争中缺乏明确的方针，……整个冀中根据地形成了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退缩局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 与连续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同步，8月份，华北方面军集中五个师团又六个旅团各一部总计约六、七万人的庞大军马，以冈村宁茨的新扫荡计划为指导，开始扫荡晋察冀军区。 14日，日军正式出动，扫荡了北岳和平西两个分区，根据地部队不予应战，分散开来，日军虽占领了不少地区，却并未捕捉到根据地部队主力。 从23日起，日军进行第二轮扫荡，在月底，将躲避中的晋察冀军区党政机关包围起来，这支七千余人的规模较大的人马突围不成，于是便让一支小分队带着电台将敌人引开，总部则钻出重围，然后就指导各支部队以游击战应付日军。与此同时，日军与第一分区杨成武的部队发生了一次遭遇战，最后以白刃战击退了他们。但是总而言之，日军充其量也只是占领了一些根据地，却依然未能捕捉到根据地部队主力。 9月初， 自认为根据地军队已作鸟兽散的日军又一次展开搜索性质的战斗，将这块根据地又碾了一遍，结果仍如前两次一样。但是，根据地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大批物资补给的损失，根据日军的战报，他们只以三百人的微小损伤，便击毙和俘虏根据队军队九千余人，其中虽有水份，却也见得根据地部队的损失并不在小。 在击溃了山西南部中条山的国民军之后，日军又开始扫荡晋冀豫军区，从9月中下旬开始，首先在太岳山南部实施出击，在被根据地军队脱逃之后，于9月27日对中条山战役后逃奔此地的武士敏的第98军残部进行了围攻，在沁河地区将其合围并击溃，武士敏在指挥人马突围之时被击中，重伤被俘，不久死去。到10月份，由于根据地部队在日军后方的同蒲铁路上进行了袭击战，总算迫使敌人撤回去保卫交通线。 10月底，日军又开始扫荡太行山区，由于刘伯承早有防备，因此日军屡屡扑空。11月9日，日军进攻位于黄烟洞镇的晋冀豫军区的兵工厂，第129师以一万余人的兵力迎战这支敌军（约七千人），激战了整整八天，终于不敌退走，以致附近的兵工厂也被敌人捣毁，这时，天气骤寒，日军只得撤回去，却被伏击和追杀，前后伤亡达一千多人。 在9月下旬，山东日军开始扫荡泰山附近的根据地部队，《华北治安战》描述经过如下： “第12军企图对盘踞在博山以西地区的共军山东纵队第4旅及第6旅的一部，围歼于胶济线以南，博山-莱芜-泰安道以西及以北的地区。……我军在作战期间几乎未能与敌大部队遭遇。于是，蹂躏敌根据地，破坏其设施，大量收集敌性物资，征集匪地区居民使之移居满洲。因此，对敌地区居民的影响极大。” 日军在其它根据地的作为也与相似，整个1941年根据地的战况，包括后来的山东南部扫荡都与这一段叙述相吻合。官方公开出版的战史对这段时间的歼敌数字未能详尽列出，但估计华北根据地这一年总计毙伤俘日军不超过三万人。 2月份新四军发动的讨伐李长江的战役让日本人暴跳如雷，立即出动大队军马进攻泰州等地的第1师，粟裕并不迎战，径自撤走，结果是日本人重新占领了泰州等地，可是到了4月，新四军又突然在江苏中部发动了攻势，攻克了一大片地区。 7月，日军华中方面军的一个半师团，加上李长江新发展的伪军共一万六七千人开始对盐城地区进行清剿，新四军在周围略事抵抗，纷纷撤走，而在江苏北部的第3师又活跃起来，对日军的水陆交通线发动了一系列破袭，第1师则转入江苏中部，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夺回了黄桥、姜堰等沦陷不久的地区。 日军见苏中告急，便向下一路扫荡过来，第1师马上又转入游击作战，而黄克诚则领着他的第3师重复第1师进行的那种攻拔据点、 收复失地的战斗，夺占阜宁等一大批战术据点，日军迫于黄雀在后，只得分兵回去守卫占领地区，这次扫荡便如此虎头蛇尾地结束了。日伪军加在一起一共伤亡了三千多人，有三十多艘汽艇被摧毁。 在淮南的新四军第2师部队，在3月份迎战日伪军七千余人的进攻，以阵地战的方式击退了敌人，随后便在扬州附近以破击战骚扰敌人。4月中旬，扬州日军出动一支小部队，在樊集等地与第2师大战一场，被新四军杀得大败。如此厮杀到6月，淮南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并且因此歼灭日伪军近千人。 总而言之，在华中地区，新四军的情形还比较好，根据地基本得到了保障和巩固。 1941年11月，整个旧大陆战火纷飞， 各国的形势也都错综复杂。苏联红军在莫斯科外围抵住了纳粹德国的攻势，它的精悍的大将朱可夫已经在着手准备反攻，战事似乎正朝着有利于盟国的方面发展，然而同时，不堪美国经济封锁打击的日本人，却突然决定向英美的远东殖民地发动进攻，以掠取他们急需的战争资源，包括石油和天然橡胶。23日，日军将中国战场上的五个师团调往越南。英国人的反应就是把无敌舰“威尔士亲王”号开往远东，突然之间，战争已自迫在眉睫。 日本人的战略计划，是在同一天，同时以陆海军在马来半岛和夏威夷群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干掉英美的远东军队和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这是这个国家自古以来最拿手的战术。12月8日， 日本人对糊里糊涂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的基地发动空袭，两个多小时之内便击沉了对方四艘主力舰，击毁飞机三百多架，与此同时，他们苦心孤诣搜罗而来的十一个师团，开始对南中国海周围的马来亚、香港、新加坡、菲律宾、关岛等地展开猛攻。 12月9日， 国民政府正式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宣战。为了帮助英军在香港等地的防御，第四战区奉令在广州附近进攻敌人第23军；第九战区则抽出两个军南下增援。日本人对此觉得“需要予以牵制”，又一次策划进攻长沙。 自从第二次长沙会战吃了败仗之后，第九战区的战术家们认真研究了日军的战术，探讨出一种“天炉”战术，要以此来击破敌人的“正中直进”。这种战术的基本要素就是以诱敌深入的惯用战术为前提，采取四面侧击的手段，同时攻击敌人的交通补给线。事实证明，这一战术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既然狠下心来运用“天炉”战术，薛岳这一次就不再象前两次一样那么注重一线阵地的防守，他这回在新墙河北岸只放了一个第134师， 而前沿阵地只摆了一个的兵力，决计不再跟敌人拚消耗。 23日那天，阿南惟几已自将第6、第3、第40三个师团约七万人的兵力拉到新墙河一线，当天在前线发动了一些小规模的进攻。由于天雨云重，空军无法出动，因此这些进攻都被打退。 第二天夜里，日军发动总攻，不久就突破了国民军弱小的前沿防线，抢过新墙河来，守军并不缠战，稍稍抵挡一阵便望后退却。 第三天，敌人继续向新墙河与汩罗江之间的国民军阵地进攻，并以一个师团沿汉铁路向下冲杀，不久又冲到了汩罗江畔，但是，在他们冲过来的道路上，国民军的实力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并已开始向他们发动尾击。 26日，敌人第3师团不顾天降雨雪， 向汩罗江北岸的第99军发动猛攻，这个军虽然有大队人马已自向西收缩避战，却仍然将敌人的攻势抵住，战报说，“敌军因与我混战肉搏，死伤确较我惨重”。 27日，第3师团不顾死伤累累， 终于突破第99军江北防线，强渡成功。阿南惟几“为了利用并扩大第3师团取得的态势”，命令它向东迂回第6和第40师团正面的第37军阵地，因为这两个师团在恶劣气候下无法击破对方严密守卫的江防。到了30日，由于第3师团的迂回，第37军只得放弃阵地，向东侧收缩。 阿南惟几原计划只以“击溃汩水左岸之敌”为最终目标，但是由于东条英机于29日在东京声称国民军“受到我方从岳州南下攻击的威胁，牵制我军的计划已成泡影……期望进一步发动一场果敢的攻击”，一方面惊喜于国民军的迅速退却，另一方面也为了阻止国民军“发动果敢的攻击”，阿南惟几经受不了这个诱惑，便决定乘胜追击，再度夺占长沙——于是日军掉头南下，直扑长沙。 但是，第九战区已经在长沙周围布下口袋——第10军与第73军奉命死守长沙正面，另有第79军、第78军和第4军作为合击部队正自源源开到；在北面，第20、第58军已经重新占据原有阵地，截断了日军的后路；在东北方面有第37军、西北方面有第99军，还有一个第74军正在赶来——如此一个“天炉”，注定了日军要自投罗网。这时，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上第六次被国民军合围的丢脸战役才算正式开始。 1942年元旦，敌人第3师团渡过浏阳河，于当天中午开始向长沙发动冲击，鉴于9月份轻而易举地夺占了长沙， 日军这次越发骄横，毫不在意地投入进攻，一上场就击溃了前沿阵地的警戒部队，这一下日军更加不把守军放在眼里，黄昏时分，第3师团直属的夜战部队加藤大队向长沙东南的预备第10师阵地猛扑， 打算在夜幕降临之前占领长沙。可是，就在这里，日本人才从战役开始以来第一次领教了真正的防御战，不久，从岳麓山上射下来的炮弹打乱了日军的阵脚，到子夜以后，加藤少佐在前沿阵地被国民军击毙，连尸体也被国民军抢到。从加藤身上搜出了日军的作战计划，薛岳也因此而得知日军所携带的弹药原本只够他们想象中的“汩水作战”之用，他不禁喜出望外，马上将这条消息遍传军中。 1月2日，第6师团由朗梨市南下攻击到长沙东北湘江岸边，第二天，守卫这一线的第109师被击退到二线阵地，但国民军用重炮齐射的方法将敌人的攻势压制下去。到那天黄昏，第3师团一个大队冲入长沙，被国民军一个反击又赶了出去，这个大队的大队长又被击毙。 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后来因为在长衡会战中死守衡阳一个半月而成为英雄，在3日那天接到了第77师的援军之后，越发坚守不退，打得日军一筹莫展。 当天晚上，仔细分析了目前的战况，阿南惟几觉得日军已再衰三竭，并且所携粮弹也行将告罄，于是下令长沙外围的两个师团“返转”。 为了在“返转”之前拿下长沙，第3师团和第6师团合力进攻方先觉守卫的修械所高地，力图突破一点，直下长沙。方先觉把一个团放在这个高地上，与日军拚杀了整整一天，连炊事兵和卫生员这些非战斗人员也扛着步枪上了火线，硬是没有退让一步。到1月4日夜里，这个团最后的五十八个人眼看着敌人疲劳不堪地撤走了。 日军的“返转”时间，恰好与薛岳制定的全线反击的时间在同一个晚上——4日夜色降临之后，日军开始撤退，不久即发现四周都出现了强大的国民军，一下子陷入了被合围的境地。第3师团的主力第68联队刚与长沙守军脱离接触，便被从株洲赶来的第4军欧震部当头拦住，苦战至天亮才突出重围；这个师团的第18联队护卫师团长及其指挥部由浏阳河北撤，也差点被第4军全歼，幸亏第68联队及时出现，击退了国民军的进攻。 敌人第6师团在撤离长沙的战斗中开始十分顺利，可是偏偏在这时，考虑到第3师团所处的位置，阿南惟几忽发奇想，决定由青山市附近向北来一次反包围战，结果在福临铺一线，第6师团一下子陷入国民军四个军约七万多人组成的合围圈中，40师团的一个联队被第37军合围于金井地区，第3师团好歹因为这两个师团的苦脱出重围向北逃去。 8日，第37军正在围歼敌军之时，却被第40师团主力冲开包围，救出了那个联队，然而这个联队所剩人马不过20人， 而第40师团因为这一救援行动，又被第37军缠住搅战，当天，奉命前来解救第40师团的独立混成第9旅团在偷袭第58军军部时，整整一个大队被国民军全歼。 这边第6师团向北力战以求突破守军的合围，可是从各个方向遭到阻击和反攻，9日，已自被国民军分割为三个互不照应的部分，那一天，敌人右翼一个联队在麻林市附近被第4军和第26军围攻，厮杀到12日，基本上全军覆没。在第45联队掩护下的第6师团指挥部于10日连续向福临铺猛烈突围，向国民军“数十道包围圈内推进”，当天晚上又被围住。在这一天，它的左翼联队在合围圈中被完全击溃，所剩无几。 坚持到12日，天气终于放晴，敌人第11军司令部急忙派出轰炸机掩护第3师团和第40师团的残部掉头南下接引第6师团，全力猛击之下，合围圈以北的国民军阵便被撕开缺口，第45联队的残兵败将在收容了另外两个联队之后，终于与前来救援的人马会合成功。 14日，日军三个师团的剩余人马向北败走，国民军继续上前缠战和尾击，使敌的伤亡率不断增高，到16日，日军方才撤回新墙河以北，为此伤亡达五万七千人上。“天炉”战术，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湘北大捷， 成为中日战争爆发以来国民军取得的最大胜利， 并且这次战役的“作战计划与作战经过基本一致，在战史上是罕见的（赵子立：《记抗日战争中的四次长沙会战》）”。 为了策应在湖南北部的攻势，在12月下旬，江西北部敌军第34师团也在这里向民军发动了进攻，又在高安附近与守军进行了一次争夺战，结果被国民军击退到出发阵地，加上这边的伤亡，日军为第三次长沙会战一共付出了六万多人的损失。在南方战线捷报频传之际却听到这样的沮丧消息，不能不令日本人伤心。与此同时，苏联红军在莫斯科近郊击败了德国人，整个同盟国战线，隐隐露出了一线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