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彻·琼斯 西方战争艺术 刘克俭、刘卫国 投笔从戎 正版松鼠妖 投笔从戎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起，经历了一个新式武器和武器改良快速发展的时期，各国政府发起并慷慨地资助武器发展的系统研究。现在大多数的武器系统都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或期间的这些研究工作。比较成熟的武器系统变化较小，例如火炮、军舰和坦克虽然在性能上大幅提高，但并没有质的变化。但核动力潜艇是个例外，由于核动力发动机取代了内燃机发动机，改变了潜艇需要不断浮上水面来补充空气的情况。潜艇可以在水下全力前进，从而获得更高的速度。大量的水下试验使船舶建筑师们得以设计出能获得最高水下速度的潜艇。当然，由于核燃料可持续使用数年，也大大增加了其航程，核潜艇还可以为其船员携带足够多的氧气以增长潜航时间。早期的核潜艇已完成过在北极冰层下的巡航，显示了其卓越的性能。 火炮虽然变化不大，但也有所变化，不再使用马拉火炮，而开始使用自行火炮，军队改用更大口径的火炮，彻底放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野战炮。 战争后期，德国人和英国人开始使用喷气式发动机，使飞机的速度显著提高。在战争后期螺旋桨飞机的速度为450英里/小时，而喷气式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巡航速度就达到650英里/小时，许多战斗机的速度甚至可以两倍于此。飞机的体积开始变大，战斗机增大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轰炸机的大小差不多，轰炸机也相应增大。 除了潜艇性能的革命性变化外，上述变化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与大多数其他武器系统相似，步兵武器的变化代表了早期变化的趋势。首先是寻求更高的射速，这是从前装枪就开始了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军队每个士兵都装备上小巧、轻便的机枪时达到了其顶峰。 但战后却成了导弹的时代，事实上导弹的发展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火箭最先在飞机上使用，以加强火炮的作用，德国人也研制出远程弹道导弹。到20世纪60年代，弹道导弹的精度得以提高，其射程也达到5000英里以上。这种导弹可以携带相当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原子弹的两倍威力的核弹头，并轻而易举地突破对空防御。这使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或其他国家拥有了难以防御的针对人口中心进行打击的进攻武器。这使原先的战略轰炸的概念发展到极限，它不仅可以彻底破坏一个国家的战争能力，而且可以迫使其人民屈服。随后的改进进一步提高了精度，并使一枚导弹可以携带多颗打击不同目标的弹头。导弹精度已经达到战争计划者设想敌人可能发起导弹攻击前将其摧毁的水平。 小型导弹对传统的战斗样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在对高空的飞机防御中，导弹取代火炮被用来对付高空飞行的目标。雷达利用同样的方法发现和跟踪敌机，以引导高射炮射击目标，但如果防御者使用导弹，只需向目标发射装有数百磅炸药的一枚导弹就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另外一部雷达控制着发射出去的导弹，从一台计算机中发出指令转动导弹上的方向舵，引导导弹拦截来袭飞机，当接近飞机时引爆导弹。任何喷气式飞机都不如这种火箭动力的导弹飞得更高更快。 有些导弹的制导系统将无线电波束瞄准目标，导弹沿波束飞行直到拦截到飞行中的飞机。其他导弹通过寻找热源制导，例如飞机的尾气。还有通过电视图像制导的导弹。一种导弹可能轮流使用多种制导系统，例如，开始接受无线方向制导指令，到足够近的距离上时使用热寻的制导。 士兵之间可以使用导弹互相攻击，飞机也可以使用它们攻击地面目标。这些在防空和空战中特别有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机枪和火炮难以达到的距离上，可以使用这些导弹交战。军舰之间也可以使用导弹作战，这些导弹在雷达上几乎是看不见的，并且由于其只在高于海平面数英尺的高度上飞行，所以难以将其击落。飞机也可以使用此类导弹攻击军舰。 导弹对飞机的改变不大，但导弹和航空母舰的共同作用对军舰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设想未来海战将在更远的距离上使用飞机和导弹进行，使得火炮不再是军舰的基本军备，军舰也不再为防御炮火而使用装甲。军舰变成了没有装甲的船舶，上面载有大量防空武器，也经常装载反潜武器，同时还装备大量的电子设备以发现敌人和为导弹制导。以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流行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军舰过于脆弱，必须更多地依靠使用导弹及其探测和制导装置所进行的积极防御，而不是依靠传统的厚装甲、防护甲板和结实的构造而形成的消极防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爆发的有限规模的海战证实了这种脆弱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场上称霸的航空母舰，仍然是美国海军的核心战舰，但没有其他国家在这种海战中向美国提出挑战。其他国家几乎全部依赖导弹进攻和对导弹与飞机的防御。 空军仍然依靠炸弹，其中有些已成为制导炸弹。但与军舰不同的是，机身较大、坚固的喷气式飞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飞机相比有更强的抵抗力。 尽管在陆战中大量采用高级电子侦察设备和有着复杂制导系统的导弹，但陆战的变化很小。事实上，导弹加强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的趋势，即提高步兵对付机械化武器系统的能力。改进的反坦克火箭和无后坐力炮，提高了步兵的反坦克能力。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使用一种有线制导的导弹，在导弹飞向目标时通过其后拖曳的导线传递指令。这种显然十分原始的办法确保了操纵手在导弹飞向运动着的目标的过程中保持不间断的控制。携带有定向能装药的这种有线制导的导弹，在大于一英里的范围内是对付坦克的有效武器。小型号的反坦克武器是便携式的。 步兵也开始使用便携式防空导弹，这种导弹可以在士兵的肩上发射。热寻的制导系统可以引导火箭推动的小型导弹跟踪来袭飞机的尾气。这样步兵就拥有了一种有价值的保护自己免受低空袭击的手段，其作用类似于十字军中的十字弩兵防御敌人轻骑兵时所起的作用。 为步兵提供经济、轻便的武器，使步兵起到了古代轻步兵和重步兵所起的作用，但它并没有引起对步兵作用的重新重视。尽管便携式热寻的导弹的性能优越，但雷达引导的武器系统，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十分有效的小型火炮，仍然需要对空防御。并且由于坦克在反坦克作战中的有效性的不断提高，加之坦克可以执行多种任务，使军人更宠爱坦克。正如在克雷西战役中，英国下马骑士抵抗住了法国重骑兵的进攻，处于防御部署的坦克比进攻中处于运动状态的坦克更具优越性。在14世纪英国人如果像威尔士长矛兵那样骑上便宜的马匹作战，他们可以获得和威尔士人一样的战略机动性。但和对抗法国骑兵相比，可能需要更多的长矛兵而不是下马骑士，由于长矛兵缺乏像骑兵一样作战的能力。因此，正如几个世纪以前的英国那样，军队出于类似今日对坦克的依赖，努力谋求使所有部队都骑兵化、机械化。 事实上，在北非沙漠的战争预示了未来，欧洲军队越来越和拜占庭花费巨大的使用弓箭的装甲骑兵一样。军队中大部分的士兵开始依赖飞机、坦克和自动火炮作战。军队还大量使用履带装甲输送车运载士兵，这些车辆不仅可以作战，而且起到威尔士长矛兵所使用的马匹的作用。和拜占庭的重装骑兵相同，欧洲军队的坦克可以高速冲锋，或像下马骑兵防御敌人重装骑兵一样防御敌人坦克的冲锋。坦克上安装的防空武器与拜占庭的重装骑兵携带的弓箭相似，自动防空火炮也伴随坦克行动。军队仍然保留着步兵，但他们通常是车载步兵，乘坐装备有轻型武器的装甲履带输送车，这种车辆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输送装甲步兵师的半履带车辆演变而来的。乘车步兵下车后，可以使用其反坦克火箭筒、机枪、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去攻击或防御敌人的步兵，或保护他们自己，或与敌人的坦克和其他车辆作战，这是一种19世纪的战斗和1945年以来的机械化战争的混合作战样式。 然而，在步兵打飞机和反坦克的战斗中主要使用导弹，及在飞机空战中使用导弹，改变了西方战争长期以来的传统模式。几个世纪以来，士兵们对火力强度比其精度更为重视，而且给所有士兵都装备自动火器加强了这一趋势。但是，导弹制导更重要的是精度而不是射速，导弹弹药的昂贵费用也妨碍了提高火力强度。 各国军队都下大力研制新武器和改进现有武器系统，致力于提高武器的精度和采用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它们似乎认为是武器的质量和先进程度决定了战斗的结局。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小规模的冲突表明，领导、训练以及在作战中获得的技能，像过去一样对取得胜利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虽然武器自动化程度的提高降低了对熟练掌握这些武器所必须的手工技巧，但上述因素仍然十分重要。例如，士兵们不再需要使用长弓时所必须的力量和技能，使用前膛枪时需要长期练习才能获得的重新装填弹药的技巧，使用步枪时熟练地拉动枪机和迅速瞄准目标的能力，现在的自动枪手只需对准目标扣动扳机，把空弹匣换成装满子弹的实弹匣即可。 但是新式武器要求有更高水平的后勤保障能力。一些复杂的武器系统，特别是电子制导和侦察设备，要求必须有专业知识的修理工维护其正常工作。另外，尽管注意对这些设备的维护，一些新式的没有经过长期使用检验的设备是不可靠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军队又回到了火绳枪时代，当时火绳枪手扣动扳机时只有一半的武器开火。但和火绳枪不同的是，现代武器达不到其设计性能难以正常地工作，迫使军队必须配备合格的修理工。 装备有直升机的军队相当于有了自己的轻骑兵。由于直升机可以垂直起降，并能在空中悬停，它完全重现了历史上轻骑兵的所有功能。装备有机枪和导弹的直升机对付敌人步兵十分有效，如果携带上有线制导反坦克导弹，它即成为坦克的克星。直升机还可以输送十几名甚至更多的士兵。但低速飞行的直升机容易受到防空火力的攻击，其脆弱性就像古代轻骑兵容易受到轻步兵的打击一样，所以直升机很少被用于攻击装备有防空火力的部队。但直升机具有很大的后勤价值，它可以迅速地机动，可以克服复杂地形和飞渡江河水面，可以飞越敌人没有防空武器防御的地区深入敌人后方。 许多军队还拥有了可以使用地面炮兵发射的战术核武器。一枚炮弹就可以产生的巨大的能量，它带来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特别是核爆炸还不可避免地造成放射性污染。一枚核炮弹或核炸弹就可以形成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集中炮兵齐射的同样效果。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如此集中炮兵火力的方法对进攻至关重要，无疑地战术核武器使进攻方有了突然袭击的机会，因为它可以不使用集中的炮兵，而炮兵的集中行动是难以保密的。 但由于进攻行动通常需要集中兵力，这样防御方则由于使用新武器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它可以迅速地向敌人的集结地使用一枚核武器。这种防御甚至不会引起注意，它不需要针对敌人进攻的集结行动采取反措施。由于在19世纪和20世纪里增强火力总是相对地增强防御的力量，因此可以逻辑地认为核武器的运用会产生同样的后果。 但欧洲军队通常在防御中并不计划使用战术核武器。因为担心对核武器的战术使用会导致对核武器的战略运用，其结果是造成众多城市的毁灭和数以百万计的平民的伤亡，战争计划也就失去了其意义。 然而，上述这种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促使军队全部机械化。部队机动性的提高使得它可以更容易地通过疏散保证安全，机械化部队能够以比步兵部队快得多的速度重新集结。坦克和装甲输送车可以保护部队免受核爆炸的危害，也使得这些武器系统更具有吸引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一代乘车作战的军队将坦克放在了史无前例的重要地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世纪之前军队对重骑兵的依赖。今天的机械化军队继承的是十字军和拜占庭的传统，而不是土耳其轻骑兵的模式，部分原因是费用比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装甲重骑兵的人员装备和战马的花费要比一位轻骑兵和其较为便宜的马匹的花费大得多。但到20世纪60年代，一架战斗轰炸机的费用大约是一辆坦克的10倍，而且对飞行员的技能、后勤和维护设施的要求高得多。相当于古代重骑兵作用的坦克反而比相当于古代轻骑兵的飞机的价钱便宜的多，尽管有更加安全的具有抗战术核武器性能的飞机出现，但坦克还是得到了大大的发展。 现代机械化军队拥有许多昂贵的战斗轰炸机，大量的高技术坦克、自行火炮和装甲输送车，但人员却远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国家军队的水平。大量的电子侦察和制导系统以及昂贵的弹药的费用，加剧了这些军队资本密集型的特征，数百万受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不再像在1914年至1939年期间那样起生死攸关的关键作用了。这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对其经济现实做出的合理的反映。由于军队大量使用文职人员，其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使这些资本密集型军队更为敏感。然而在一些地区，欧洲国家不愿意为防御投资。从有城堡和用围墙围起来的城市就开始了的西欧永久性要塞的重要传统，在德国和法国的防御计划中被抛弃了。即使是令人生畏的马其诺地下堡垒防线也无声无息地被废弃，尽管它可以防御核爆炸及其辐射。 欧洲和美国的机械化战争方式和最新的以导弹技术为特征的武器系统在中东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战争中得到了几次检验。它不仅证明了新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同时也证明现代技术并不降低技能和作战经验的作用。有一种倾向认为技术水平可以决定战争的结局，以色列军队的轻易取胜驳斥了这种想法。 在一次战役中，由于双方势均力敌，任何一方都没有战术技能上的明显优势，这就给武器性能和军事理论的不同特点提供了其展示的机会。到1973年中东战争中敌对的各方军队都有充足的现代化武器供应，以及现代化的军事理论、军事训练和作战经验以很好地利用它们。俄国人为阿拉伯国家提供了大部分的武器，而以色列军备中的绝大部分由美国人提供，许多国家中还有一些英国和法国的武器。各国军队武器的种类不尽相同，但基本特性没有本质的区别。美国的坦克和俄国的相比体积大、装甲厚，但火炮较小。 以色列西邻埃及，东与叙利亚和约旦接壤，处于其中央位置。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仔细地协调他们出其不意的进攻行动，同时开始敌对行动以削弱以色列内线作战的优势。他们成功地达成了战术突然性，但由于其战略态势和明显的进攻目标，没有达成战略上的突然性。 埃及和以色列军队的对抗展示了战争的两个方面，使用新式武器所造成的战争形态的变化，和战术及战略在所有时代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的持续性。虽然双方军队都有大量的坦克，并且有装甲师，但和1940年法国的做法一样，这些坦克被分散到它们所有的陆军师。但所有的师都实现了摩托化输送，许多士兵乘坐有薄装甲的履带输送车作战。 苏伊士运河，其最窄处约有200码，将埃及军队和以色列军队隔开。双方军队都沿运河修筑工事，运河两岸筑起的泥土防护堤至少有50英尺高。堤坝类似古代的堡垒，对士兵和车辆起到障碍物的作用，也保护着它后面的道路、炮兵指挥所或支撑点。使用炮火很难破坏堤坝。但为防守运河防线，以色列主要依靠部署在堤坝后面的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部队。以色列的道路网可以使其军队方便地侧向移动和集结，但除此之外运河附近荒无树木的地区履带车辆甚至轮式车辆都可以通行。 1973年10月6日下午，埃及和叙利亚在没有预备队的情况下开始向以色列军队发起进攻。按照精心安排的作战计划，在一位优秀的参谋人员的带领下，8,000名埃及步兵使用小船在50英里的正面上渡过了运河，只避开了北部的沼泽地区和南部的湖区。埃及士兵在4,000门火炮的支援下，其中包括坦克上的火炮，在发起进攻的第一分钟内发射了1万发炮弹。士兵们使用云梯爬上以色列一边河岸的堤坝，向前推进了半英里多。每个士兵推一辆小车，装着他的枪支和主要的武器装备。有些士兵携带着有线制导的反坦克导弹，其射程远达1,100码，其他士兵携带反坦克火箭筒，其最大射程为200码。如果敌坦克和导弹距离过近，则进入了火箭筒的有效距离。这种防御系统与瑞士方阵十分相似，其方阵外围是长矛投掷手，内层是长枪兵，与冲过长矛防线的敌骑兵搏斗。 另外，许多埃及步兵携带着热寻的防空导弹，它可以有效地对付低空飞行的敌机。为防御高空敌机，埃及人使用沿其运河一线部署的雷达控制的远程防空导弹，只要步兵离运河不远，就可很容易地得到保护。 轻便的反坦克和防空武器的发展，使步兵又恢复了几个世纪以前的作用。像长矛兵可以抵御重骑兵，十字弩手能够给骑马的弓箭兵以重大打击一样，埃及人在部署在运河东侧固定阵地上的防空导弹的掩护下，抵抗住了以色列人，他们就像古代的帕提亚人和蒙古人一样，适于机械化作战。因为战斗已经扩展到了三维，埃及不必采用复杂的队形，携带防空导弹的士兵紧随在携带反坦克武器的士兵其后行动。 在运河的对岸，当埃及人稳步地加强了其军队力量的同时，以色列最好的空军开始发动攻击，但在埃及的对空防御的打击下损失了半数的飞机。士兵们携带的防空导弹的精确度很高，但经常不能击落敌机，因为它的小弹头在喷气机的高温尾气中就爆炸了。但这种爆炸仍对飞机造成破坏，考虑到这两种武器系统的费用，步兵携带的小型导弹和飞行员驾驶的昂贵的飞机，对飞机的破坏确定是战术上的重大胜利。在一次攻击中，以色列的飞机的80%被击中。当埃及军队的自行4管23毫米雷达控制的自动高射炮渡过运河后，埃及人形成了完整的防空体系，使以色列空军不敢攻击运河东岸的埃及军队。 以色列的装甲部队在向埃及步兵反击时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训练有素和充满自信的埃及士兵在当天下午抵抗了少量以色列坦克的反击，这些坦克全部被毁。同时，埃及为其步兵加强了无后坐力炮和85毫米、100毫米反坦克炮。埃及人还有小型的轻型装甲车，上面载有反坦克导弹，有些装有一门小型反坦克炮。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以色列重型坦克进行了反击，他们发起反击不久就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在10分钟内以色列人损失了90%的坦克。进攻的装甲师损失了其2/3的力量。 第二天，即10月8日，以色列增援了3个师，组织了又一次反攻，过分自信和由于埃及防空体系限制了以色列空军的活动造成的情报缺乏又将以色列引入歧途，以色列军队在只有4门大炮的支援下，发起了使用力量不当和目标不清的反击。实际上只有一个师参加了反攻，它损失了其一半的坦克。在这些局部反攻中，以色列损失了250辆坦克。在此之后，以色列开始与埃及军队保持距离，继续进行防御。 但埃及军队并没有充分利用其胜利态势，相反他们却停留在运河附近，架设桥梁，将800辆坦克和9个师的部队渡过运河，小心地加强其桥头堡阵地，尽管他们拥有巨大的优势，他们基本上采取了防御态势，因为他们已经取得了胜利，并夺回了土地，达成了战役的政治目的。他们已经证明了其防御能力，不愿意继续向前推进与以色列人进行机械化交战，这种交战对后者是极其有利的。 在埃及人加强其运河东岸的力量的同时，他们也试图打退以色列后续部队的反击，埃及人向运河东岸派遣了一支轻型两栖坦克部队去封闭以军通道。但以色列坦克先于埃及人到达阵地，并很容易地将脆弱的埃及坦克打败。30架埃及直升机，每架载有25名士兵，机降到运河东岸。他们装备着反坦克火箭筒，封锁了主要道路以迟滞以军的增援。但埃军这支小部队只能在短时间里迟滞以军强大的坦克部队。 直升机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只是在后来增援阻击部队时被以军击落了一些。这些直升机的损失也证明，如果敌方具有完善的防空体系，直升机是很脆弱的。预见到这一点，双方都将其对直升机运用限制在后勤方面。 埃及人对于防御需要必要的支援的认识，来源于一支攻入了以色列的纵深地区的埃军部队的作战经验。这支由3个营大约200辆车辆组成的部队，包括坦克、汽车和步兵装甲输送车在内，从运河向前推进了10英里，遭到了以色列的空中打击，以及以军1个步兵营和20辆坦克的阻击。在埃及人撤回运河之前，他们损失了半数的车辆。 但被以色列发起的成功的进攻击退的叙利亚人，迫使埃及人放弃防御，于10月14日对以色列发起进攻。在埃及雷达制导防空导弹渡过运河和步兵与坦克得到加强后，埃及全线发起进攻，但事实证明埃及的进攻比武装游行强不了多少。由于没有集中起力量，在各处遭遇到大致相等的以色列军队的抵抗。埃及的进攻也证明了坦克在防御中的作用。 以色列坦克进入了其预设的防御阵地，阵地中有一些提前挖好的防御工事，以军的坦克只有炮塔和火炮暴露在外，和进攻中的全部暴露在外的脆弱的埃及坦克相比，以军占据了优势。以军坦克通过从提前选择好的受到保护的阵地之间进行转移的办法避免了埃及榴弹炮和炮兵火力的打击。以色列坦克还对前进中的埃及坦克侧翼进行反攻，以军士兵显示了其在机动和使用坦克火炮射击方面的压倒性战术技能优势。在这一天不成功的进攻中，埃及军队损失了其1000辆坦克中的260辆，以色列的损失少于埃军损失的1/4，而且损失的大多数坦克很快就被修复。 机枪被证明在对付携带有线制导的导弹的埃及步兵时非常有效。机枪火力压制得埃及携带导弹的步兵难以移动，要抬起头操纵导弹瞄准目标就更难了。以色列的地面炮兵在埃军薄装甲的导弹车辆面前同样显示了它的威力。 第二天，虽然埃及的有些部队仍有进展，但几乎所有部队都退回了其出发阵地。以色列空军已经攻击了过分突出的埃军部队，迫使埃军撤退。埃及指挥部遵循古老的拜占庭原则不把其重骑兵和轻骑兵分开。进攻目标有限，并且没有集中兵力也是埃军这样做的理由之一。只有一部分埃及部队在作战，撤退的埃军和先前抵抗以军反攻的数量相当。一个像埃军总司令伊斯梅尔将军那样聪明正统的统帅，在指挥进攻时，很难接受达不到他预期的结果，于是限制部队的进攻，以免使部队一无所获且遭受伤亡。以色列军队也没有试图追击，而是小心地避开埃军难以对付的反坦克和防空部队。 以军制定了反攻计划，突破口选在他们发现的埃军运河东侧防线的一个缺口处。埃军这一弱点位于大苦湖以北，恰好是以军原先计划的渡河地点。这里的运河堤坝不太坚固，在此附近还藏有架桥设备和设计好的通往渡河地点的道路。以军集结兵力出其不意地到达运河东岸的这一点，埃军完全无法采取措施阻止他们。在随后几天，埃军使用其强大的步兵和坦克部队在大苦湖以北向以军发动反攻，以军则向北进攻以保护其侧翼和扫清通向运河堤坝的通道。许多激烈的战斗发生在被称为是中国农场的地方。以军向北攻击也给埃军造成了以军要在运河东侧向北发展进攻，威胁埃及担负运河东岸自湖区至运河北部沼泽地区防御任务的第二集团军侧翼的错觉。 这个迷惑行动很奏效，甚至在运河西侧发现以军后，埃及指挥部还不相信以军渡河的可能性。以色列为避免其军队被发现，将渡过河的步兵全部隐藏在运河西侧的灌木丛中，坦克隐藏在他们占领的飞机库中。以军没能像事先设想的那样快速架好浮桥，这也使埃及人无法判断以军的真正意图。埃军知道只依靠在运河中摆渡是无法在运河以西支持一支大部队的。 以色列的进攻对埃及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埃及军队为实施其为时一天的流产的进攻行动，他们保留在运河西岸的强大的装甲预备队已受到严重消耗。当以色列军队继续向北推进攻击运河东岸的埃及军队时，使埃及人继续迷惑不解。以军扩大了其通往桥头阵地的走廊，并为建造预制桥扫清了道路。河西的以色列小部队进攻了埃军部署在那里的没有保护的防空导弹阵地，破坏了3个防空阵地，并迫使另一个仓促转移。这样，这些对空军致命的武器而对坦克和其他地面部队毫无抵抗力的防空导弹的被歼，为随后以色列使用空军作好了准备。为此目的，以军将一个装备175毫米远程火炮的炮兵连渡过运河，向附近的埃及导弹阵地开火，造成了一些破坏并迫使埃军转移阵地。 以色列在渡河点集中了3个师的兵力，决定由其中的一个师防守渡口，其余两个师对埃及第3集团军实施迂回包围。埃及第3集团军的大部分部队部署在运河东岸湖区以南地区。10月17日夜，以军在运河上架桥完毕，迂回部队从桥上顺利通过运河，准备在第二天实施决定性的战略迂回。这种形势与1940年5月德国人渡过默兹河的情形一样。埃及最高指挥部和法国一样，将注意力放在错误的威胁上——以军在运河东侧向北的推进就像1940年德国向比利时推进时迷惑了乔治和甘末林将军一样。但在1973年的埃及军队已经全部机械化，不像乔治和甘末林将军那样面对的敌人在战略机动性上优于自己。 10月18日，上述以色列师开始向西前进，遭到部署在防御掩体中的埃及坦克和反坦克导弹的顽强抵抗。以军努力向前推进以便获得足够的安全距离在第二天向南发展进攻。以军又破坏了3处导弹基地，并击退了埃及空军对桥梁的轰炸，其中包括一次直升机轰炸，以军击落了5架直升机。这时，伊斯梅尔将军了解到以军桥梁的存在，派遣他的参谋长到前线调查。在10月18日，参谋长视察了前沿，对以军的威胁做出了悲观的判断。 10月19日，以军先头师向南推进了6英里，在遇到埃及人的强大抵抗后停了下来。埃军参谋长报告了以军的严重威胁，他建议将所有部队撤往运河以西。伊斯梅尔将军拒绝了这一建议，命令他的两个军将以军击退或至少阻止住以军的前进。然而，他既没有建立独立的指挥所协调运河西岸部队的战斗，也没有发布命令将其部队集中起来。 第二天，以军先头师绕过了前一天阻止其前进的支撑点，向南推进了15英里。由于埃军为避免被推进中的以军所伤，撤走了其大多数在西岸部署的防空导弹，但仍保留了大量对付低空飞行的飞机的步兵单兵携带的防空导弹，所以这一天以空军能够很容易地支援部队前进。 在10月21日以军向南推进途中，遇到了埃军一个装甲师2/3兵力的阻击，但阻击阵地仅数英里宽。紧跟在后面的第二个以军师粉碎了埃军的抵抗，先头师遵照渗透战术的原则，绕过埃军阵地继续向南推进。第二天，虽然埃军仍然顽强抵抗，以军也只攻克了部分埃军防御阵地，但先头师还是到达了小湖的西岸，这里距离运河南出口仅10英里。 10月23日，以军先头师在得到来自叙利亚战线的步兵师的加强后，向苏伊士湾的海岸挺进，后续师的一些部队向南部更西的方向上前进。这样，以军在埃及第三集团军的后方形成了内、外两层包围圈，防守着运河西岸的苏伊士城和东岸的桥头阵地的水。以军包围了埃及两个步兵师和其余两个师的部分部队，总共约4万人。在这次战役最后的决定性的一天，双方同意停火，但由于以军采取绕过埃军支撑点的战术，双方部队混杂在一起，停火难以生效。 在6天的时间里，以色列军队推进了50多英里，完成了对埃及军队的迂回包围。以军两个师克服了对方至少同样多的部队的连续抵抗，其中包括埃军有坦克部队的两个师。以军的胜利不仅在于其久经考验的战术技能，而且在于它得到压倒性优势的空军的支援，而他们敌人的兵力却没有集中起来并且组织混乱，只能仓促组织防御，而且埃及西岸军队中的反坦克导弹部队又被派往东岸。 以色列人胜利了，像1940年德国军队取得的胜利一样，但与德国人在1940年的情况相比，以色列人面临更加困难的任务。苏伊士城和运河保护着埃及第三集团军的后方，第三集团军和它完善的防御体系保护着它的东部前线。第三集团军还拥有充足的粮食和弹药供给，和1940年在比利时的盟军所处的困难境地大不相同。不像在比利时的盟军部队在后方受到威胁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迫撤退，埃及第三集团军由于成功地进行了渡河作战和打退了以军的反攻而士气高涨，他们在精神上、物质上都能坚持作战。 由于以军迂回部队和埃及第三集团军都有充足的补给，战场情况更像是围攻而不像迂回行动。在运河西岸控制埃及第三集团军退路的以军两个师面对着埃军的5个师的救援部队。但停火生效，避免了大规模的攻城战和迂回部队与救援部队之间的大战。 以军借助表面上在运河东岸向埃及第二集团军南部侧翼进攻的迷惑行动，达成了战略上的突然性。以军正确地实行了吉贝尔的进攻原则：分散敌人以诱使其形成弱点，集中兵力充分利用其弱点。因此，以军在与强大的、领导有方的和人数多于自己的军队的作战中取得了胜利。但在埃及军队指挥官精心计划、坚韧不拔和沉着冷静的指挥面前，以军的成功来之不易，也降低了迂回包围行动的效果。正如恺撒在伊莱尔达战役的胜利，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一起对战争结果产生影响，如马伦戈失败并没有使他们丧失抵抗的力量。 埃及人的战术表现的是对完全复兴的过去步兵武器系统运用的充分掌握。像17世纪的将军们那样，他们在保证侧翼安全的情况下对使用长矛和火枪进行防御充满信心，埃及同样选择了水障保护其侧后。埃及利用反坦克和防空导弹武装起来的步兵，也证明了他们对于防御的传统信念：步兵只要有合适的武器就可以对付其骑马或乘车的对手。另外，埃及人还使用坦克加强其步兵的防御。这些被部署在掩体内只将炮塔暴露在外又有良好的射界的坦克起到的是古代马下骑兵的作用，同时坦克又可以用来进行局部的乘车反冲击。埃及步兵完善的战术编组、畅通的无线电联系和纵深防御部署保护了埃及军队，没有像古代战争中骑兵冲入步兵方阵后所造成的被长矛兵队形瓦解而带来的损失。 苏伊士运河保护了埃及军队的翼侧，虽然表面上看并非如此，因为埃军战线的北部翼侧是沼泽地，南部翼侧是苏伊士湾。但如果以军进攻埃及军队的正面，进攻者面对的将是运河，而没有机会突破埃军防线并随后进攻其后方的任何一翼。但这道屏障没能完全保护埃及，部分原因是以色列在战前准备了渡河点，包括预先在渡河点附近存放了架桥材料。 以色列的防御战术，主要依靠的是骑兵下马作战的老概念，并充分利用空间纵深进行防御。以军掩体内的坦克可以使用其火炮有效地打击埃军进攻中的坦克，并能利用坦克自身的机动性对埃及攻击部队的脆弱翼侧进行反击。但埃及人能够利用步兵攻击坦克。由于导弹精确度高，埃及导弹操纵手能够控制导弹直接命中以军坦克的炮塔，这使埃军拥有了一定的战术优势。 由于反坦克导弹操纵手的脆弱性，以色列的机枪阻止了埃及反坦克导弹充分发挥作用。这种对小兵器火力的运用，和地面炮兵一起构成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单一的轻步兵武器系统战争的样式，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以4种传统的武器系统为基础的战争样式相混合。 以色列炮兵对埃及防空导弹所取得的成功表明，19世纪末的战争手段对防空武器和对反坦克武器一样都形成威胁。在对付固定部署的防空导弹和士兵携带的单兵防空导弹时，步枪和机枪火力对使用这些武器的人员具有灾难性的影响。新型的防空轻步兵和携带反坦克炮及导弹的重步兵一样，需要得到保护以免受到明显过时了的携带普通轻兵器的轻步兵的伤害。最有效的保护方法恐怕是给防空和反坦克步兵配署19世纪式的使用机枪和火炮的步兵。这样，将老式战术与新式战术混合使用，利用编组中配备步枪和机枪的步兵来对付敌人同样装备的步兵，从而使防空和反坦克武器也得到保护。 由于坦克、飞机、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在战争中的运用，传统的武器系统之间的关系恢复了。图解11.1中A代表箭头方向上的进攻能力，D代表箭头方向上的防御能力。 但在1918年以前60年，战争里占统治地位的步兵和炮兵也可以用此图解来表示。但现在通常意义上的炮兵只有榴弹炮，步兵则装备有无后坐力炮、机枪和轻型迫击炮。为简便起见，新的图解没有标出反坦克能力。图解11.2是过渡性的，只为了说明增加步兵和炮兵后的作用过程。为了在图解上留出位置，图解11.2没有标明坦克对防空武器的进攻关系，也没有标明飞机攻击反坦克武器的能力。 在新的图解11.3中，加上了步兵和炮兵，以及其和更现代化的武器系统之间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步兵在坦克和飞机面前是不堪一击的，但他们可以用来攻击反坦克和防空武器。如果防空武器是自行式的，老式的步兵只能在防御中对付它们，因为除非防空武器停下来或正在与飞机作战，老式步兵不可能追上和进攻它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步兵的角度来看，装甲输送车上的防空武器和车载的反坦克炮，与坦克相比并没有实质的区别。 因此，除有些地形只能运用新式武器外，新式武器和老式武器的混合运用，提供给指挥官更多的手段，因而也带来更复杂的问题。武器系统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武器系统互相支援的问题，也使进攻行动复杂化，要求在组织进攻时要充分利用对手综合武器系统的薄弱环节。 1945年后发生在西方世界之外的战争，有些西方大国也参加了。美国参加的朝鲜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类似。英国在马来亚和法国与其后的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以及其他的许多战争，是和实行袭击战略的游击战相对抗，而不是参与像阿以战争那样的连续进行的正规战。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的欧洲战争大多是正规战。在这些战争和其他冲突中，地形因素限制了使用新式的机械化武器系统，所以这些战争中的作战行动和更遥远的过去的战争很相似。